当前，美国科学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在这样的“科学围城”之下，青年科学家们身处十字路口，而历史的经验或许能为他们指明未来的方向。
艾玛·斯凯尔斯（Emma Scales）的科研之路始于一份纯粹的热爱。在新泽西海岸长大，她从小就对海洋生物充满兴趣，并在高中阶段深入学习了海洋生物学，认识到各种海洋生物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她感到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希望通过科学更好地理解和保护她所钟爱的世界。
如今，斯凯尔斯是康奈尔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专注于研究共生关系，特别是细菌如何在真菌内部生长并形成一种互利共生的“俄罗斯套娃”系统。她的研究旨在保护粮食作物，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然而，近年来，她亲眼目睹了康奈尔大学的多个实验室因联邦资助削减而被迫关闭，其中包括一些对美国农业至关重要的实用项目。自2025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已削减了超过7800项科研资助，导致25000名科学家及相关人员失业，并于2026年1月提议进一步削减约320亿美元的科研预算。尽管康奈尔大学最终恢复了部分资金，但其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警示的信号仍在持续闪烁。
斯凯尔斯只是数千名美国早期职业研究人员中的一员，他们正努力理解当前美国科学界的动荡将如何塑造他们的职业生涯。资金的流失和项目的停滞，使得年轻科学家们面临着就业市场的不确定性，甚至可能被迫离开美国，或彻底放弃他们热爱的科学事业。面对这种困境，斯凯尔斯选择积极反击，与其他研究生一起努力保护大学的科研生态。她担忧地表示：“他们正在清除科学界一些最杰出科学家的影响力。数十年建立起来的工作正在被抹去。”她不禁思考，当科研社区有机会重建时，需要多久才能挽回这些巨大的损失？
在多伦多大学任职的美国早期职业科学史学家朱莉娅·门泽尔（Julia Menzel）也抱有类似的疑问。她坚持认为：“必须找到某种方法来减轻这种负面影响，这关系到那些试图在科学领域开启职业生涯的人。如果我们失去一代科学家，我们将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门泽尔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科学史博士学位期间便开始了她的研究，她的工作揭示了美国历史上曾多次面临类似的挑战。过去，一些对证据持敌对态度的政府曾试图瓦解美国的科学事业。历史具有周期性，许多科学史学家指出，唐纳德·特朗普时代与理查德·尼克松时代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两位总统都曾通过在民众中播撒对科学的不信任来推行其政治议程。例如，与今天的情况如出一辙，尼克松曾对科研资助进行大规模削减，同时将资金重新导向他个人偏好的科学项目。然而，在随后的几届政府中，科学通过科学家的战略性倡导，重新获得了资金和地位。这一次，历史的模式是否会重演？
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兼科学史学家戴维·凯泽（David Kaiser）是门泽尔的导师，他相信历史告诉我们，要坚持下去，故事的结局尚未可知。然而，解决方案可能来自像斯凯尔斯这样的青年科学家，他们将肩负起重建科学专业的重任。他们或许需要一张全新的蓝图，去创造他们的未来。但首先，他们必须度过当下。凯泽带着一丝担忧说道：“现在对科学存在一种深刻的不确定感。有那么多才华横溢、真诚的学生投身科研，因为他们想帮助世界。而他们正走向一个与我所期望的截然不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