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改写的原始实验
故事的源头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生物学家柯特·里克特(Curt Richter)1957 年发表在《身心医学》上的论文《论动物与人的猝死现象》。流传版本说他是"哈佛的教授",这是第一处错误——里克特本科毕业于哈佛,此后的整个学术生涯都在霍普金斯,他更为学界所知的贡献是发现下丘脑中存在生物钟起搏点,也就是后来确认的视交叉上核。
第二处错误更关键。流传版本说家养大鼠平均游 15 分钟就放弃下沉,被捞出擦干休息后再放回水中,竟能游 60 小时。真实数据恰好相反:在里克特的装置里(玻璃缸、水温 35℃ 左右,缸壁光滑无处攀附),未经任何处理的家养挪威大鼠平均就能游 40 至 60 小时,最长的记录超过 80 小时。60 小时是它们的基线水平,不是"希望"带来的奇迹。
里克特真正想解释的,是另一个反常现象:为什么有些老鼠会在入水后一两分钟内突然死亡?这些个体不是力竭沉底,而是径直潜向缸底、不再浮上换气。更奇怪的是,野生大鼠——体格更壮、更凶悍——在同样条件下几乎全军覆没,34 只无一例外在 1 到 15 分钟内死亡。
他追查到的一个关键因素来自同事戈登·肯尼迪的偶然观察:为了防止面部毛发上的盐分污染尿样,实验者剪掉了大鼠的触须,随后有动物出现异常行为并死亡。触须是啮齿类最重要的触觉通道之一,剪除相当于突然剥夺了它对环境的感知。里克特因此把剪须纳入变量,发现原本温顺的家养鼠在剪须后也开始出现猝死。此外他还列举了约束、抓握、被封闭在无处可逃的容器中等多项应激因素,并认为对野生鼠而言,"被束缚"和"即刻的溺水威胁"影响最大。
二、猝死的生理机制:不是吓死,是迷走神经
里克特给濒死的老鼠做了心电图,结果与当时的直觉相反。人们通常认为极度恐惧致死是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心跳狂飙所致(这是他的老师沃尔特·坎农提出的"巫毒死亡"假说框架)。但记录显示,死亡前出现的是心动过缓——心率越来越慢。药理实验进一步支持这一点:切除肾上腺不能保护动物,阿托品(阻断副交感)能救回一部分,而拟胆碱药物则让死亡来得更快。
结论是:这类猝死主要由副交感神经(迷走神经)过度活动引起,心脏在舒张状态下停搏。这一发现至今仍被心脏病学文献引用,是"脑—心轴"研究的早期证据之一。
顺带一提:励志版本里"老鼠相信会被救所以坚持得更久"的因果链,在原文中没有对应的实验。里克特确实提到,如果先把老鼠短暂浸入水中再取出、如此反复几次,猝死现象就会消失——但那是让动物恢复到正常的游泳时长,而不是超越自身极限。这个区别很重要:被消除的是异常的早夭,不是创造了超常的耐力。
三、从"绝望"到"习得性无助"
里克特用了"hopelessness(无望)"这个词来描述那种状态。十年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马丁·塞利格曼和史蒂文·迈尔用一个设计精巧得多的实验,把这个模糊的描述变成了可操作的心理学概念。
他们的核心是"三元组设计":A 组动物受到电击,但可以通过某个动作终止它;B 组受到的电击在时间和强度上与 A 组完全相同(由 A 组的行为决定,即"轭连"),但自己做什么都无法终止;C 组不受电击。物理刺激量 A、B 两组完全一致,唯一的差别是有没有控制权。
随后把它们放进一个只要跨过矮栏就能躲开电击的穿梭箱。A 组和 C 组很快学会逃跑,B 组则大多趴着不动,任由电击持续。塞利格曼与迈尔 1967 年提出的解释是:动物学到了"结果与自己的行为无关",这个习得的预期削弱了它此后尝试的动机。他们称之为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
1975 年,希罗托在人类被试身上(用噪音而非电击)重复出了类似效应。1978 年,阿布拉姆森、塞利格曼与蒂斯代尔提出归因方式的修订版:把失败归因于内在的、稳定的、普遍的原因,更容易导致无助。这条线索此后成为抑郁症认知模型的支柱之一,也间接催生了后来的认知行为疗法与积极心理学。
四、五十年后的反转:无助不是学来的
2016 年,迈尔与塞利格曼在《心理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习得性无助五十年:来自神经科学的洞见》的长文。两位提出者用相当直白的措辞承认:最初的理论把因果关系搞反了。
神经生物学证据表明,长时间暴露于不可逃避的厌恶刺激后出现的被动与焦虑,并不需要"学习"。它是延髓中缝背核(dorsal raphe nucleus, DRN)五羟色胺能神经元被强烈激活的直接后果——DRN 是一个整合中枢,汇集来自多个应激相关脑区的输入,其输出投射到杏仁核、导水管周围灰质等结构,直接产生逃避行为的抑制和恐惧的增强。换句话说,被动是默认反应,是不需要学的。
真正被"学到"的,是相反的东西——控制感。当电击一开始就是可逃避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尤其是前边缘区 PL)与背内侧纹状体之间的回路会检测到"我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关联";一旦检测成立,另一群 PL 神经元被激活,通过谷氨酸能投射兴奋 DRN 内的 GABA 能中间神经元,自上而下地抑制中缝背核。于是被动不再出现。
支持这一模型的关键证据来自阿玛特等人 2005 年发表于《自然·神经科学》的研究:药理失活 vmPFC,可控应激的保护效应随即消失;反过来,人为激活 vmPFC,则让本来不可控的应激表现得像可控的一样。控制权本身并不直接作用于中缝背核,它必须经由前额叶被"识别"出来才起作用。
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推论:早年经历过可控应激的动物,其 vmPFC→DRN 通路会发生持久的可塑性改变,此后面对不可控的逆境时也不易出现被动——这为"心理韧性可以被训练"提供了一条具体的神经机制路径,而不只是一个比喻。
五、还有一个测验也被推下了神坛
里克特这条脉络还有一个直接后代:1977 年波索特(Porsolt)提出的强迫游泳测验(forced swim test, FST)。把啮齿动物放进无法逃脱的水柱,记录它"不动"的时间,不动越久越算"行为绝望";抗抑郁药能缩短不动时间,于是它成了近半个世纪里筛选抗抑郁药最常用的行为学范式之一。
但这个解释同样在被重新审视。批评的核心是:漂浮不动更可能是一种适应性的能量节省策略——动物学会了在无法逃脱的环境中减少无谓消耗,这是有效学习而非绝望。此外该测验假阳性和假阴性都很多,且"不动时间"的判读高度依赖观察者主观。近年来的变化相当明显: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自 2019 年起明确不鼓励把这类范式当作抑郁症模型;据《科学》报道,澳大利亚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委员会已于 2023 年底停止资助大部分使用该测验的研究,新南威尔士州将其列为非法,至少 13 家大型药企声明不再在精神类药物研发中使用它。
六、这件事真正值得记住的地方
把这条线索连起来看,会得到一个比"心态决定一切"有意思得多的故事。
第一,一个实验的通俗版本和它的原始版本,可能是两回事。里克特的老鼠没有因为被救而获得超能力;它们只是在被剥夺感知、被强行约束之后,迷走神经过度激活而心脏停跳。把它讲成"希望的力量",需要抹掉剪须、抹掉野生鼠、抹掉心电图——也就是抹掉实验本身。
第二,科学结论的自我修正是常态,不是丑闻。塞利格曼和迈尔在职业生涯的晚期,公开推翻了让他们成名的那个理论。习得性无助这个术语仍然有用,但其内涵已经从"学会了没用"变成了"没有学会有用"。
第三,也是最实际的一点:如果被动是默认状态、而控制感需要习得,那么干预的着力点就变了。重点不在于说服一个人"你的处境没那么糟",而在于创造真实可控的经验——哪怕很小、哪怕在一个很局部的范围内,让前额叶重新检测到"我做的事和结果之间有联系"。这与临床上行为激活疗法的思路高度吻合,也解释了为什么单纯的言语鼓励往往效果有限。
顺便说一句:这些实验放到今天,多数都无法通过伦理审查。我们从中获得的知识是有代价的,这一点也值得在引用它们的时候一并记住。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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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ter, C. P. (1957). On the phenomenon of sudden death in animals and man. Psychosomatic Medicine, 19(3), 19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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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igman, M. E. P., & Maier, S. F. (1967). Failure to escape traumatic shock.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74(1),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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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oto, D. S. (1975). Locus of control and learned helplessnes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02(2), 187–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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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amson, L. Y., Seligman, M. E. P., & Teasdale, J. D. (1978). Learned helplessness in humans: Critique and reformulation.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87(1), 4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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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t, J., et al. (2005).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determines how stressor controllability affects behavior and dorsal raphe nucleus. Nature Neuroscience, 8(3), 365–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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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er, S. F., & Seligman, M. E. P. (2016). Learned helplessness at fifty: Insights from neuroscience. Psychological Review, 123(4), 349–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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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solt, R. D., Le Pichon, M., & Jalfre, M. (1977). Depression: a new animal model sensitive to antidepressant treatments. Nature, 266, 73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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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rdon, S. (2019). Depression researchers rethink popular mouse swim tests. Nature, 571, 456–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