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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司美格鲁肽（Ozempic）、Wegovy和Zepbound为代表的GLP-1受体激动剂类药物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普及，其减重效果令人瞩目。然而，越来越多使用者报告了头发稀疏和脱发的问题。此前，医学界普遍将这一现象归因于药物导致的快速减重——毕竟，体重骤降本身就可能引发休止期脱发。但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的一项最新遗传学研究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解释：GLP-1信号通路本身可能直接参与雄激素性脱发的发生，而不仅仅是快速减重的间接后果。

遗传学证据：GLP1R基因活性与脱发风险的直接关联

这项发表于《Journal of Investigative Dermatology》的研究，由NYU Grossman医学院Ronald O. Perelman皮肤科及人口健康系助理教授Lynn Petukhova博士领导。研究团队采用了一种巧妙的遗传学策略：他们并未直接追踪服药人群，而是利用自然存在的遗传差异——即那些天生具有更高水平GLP-1受体蛋白表达的个体——作为GLP-1活性增强的代理指标。这些受体正是GLP-1药物所靶向的同一分子。

通过将促进GLP-1受体高表达的遗传信号与雄激素性脱发男性的遗传信号进行比对，研究人员发现，GLP1R基因活性增强与遗传易感男性发生雄激素性脱发的风险增加7%相关。雄激素性脱发是最常见的遗传性脱发类型，通常影响前额和头顶区域。

Petukhova博士表示：“我们的研究首次提供了GLP-1使用与雄激素性脱发风险增加之间的遗传学联系。这种关联长期以来一直被怀疑，但直到现在才获得科学证明。”

排除混杂因素：高血压、胰岛素抵抗与睾酮均无法解释该关联

为了验证这一关联是否由其他已知的脱发危险因素所介导，研究团队进行了一系列严格的校正分析。他们首先校正了高血压——该病症被认为会减少头皮血流量，从而可能损害毛囊生长。结果显示，额外的7%风险保持不变。

随后，研究人员又检验了胰岛素抵抗（2型糖尿病的病因之一）和较低睾酮水平是否能够解释这一关联。答案同样是否定的——这两种因素均无法消除GLP-1活性与脱发之间的遗传学重叠。

研究人员指出，遗传信号的重叠表明，GLP-1活性与男性型脱发之间可能存在生物学联系，而非仅仅由快速减重所能解释。这一发现的方法学基础是双样本孟德尔随机化（two-sample Mendelian randomization），该方法利用遗传变异作为工具变量，能够在观察性研究中推断因果关系，有效规避传统流行病学中的反向因果和混杂偏倚问题。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证据仅限于男性，机制仍待阐明

该分析依托于大型公开遗传数据库。其中，eQTLGen数据库包含31684名以白人为主的男性和女性，而Complex Traits Genetics小组的数据库则包含205327名以白人为主的男性。由于男性型脱发的研究远比女性脱发深入，研究人员目前只能在男性中分析可能的因果关系。此外，研究人群以白人为主，意味着这些发现可能不完全适用于其他遗传背景的人群。

Petukhova博士计划进一步研究GLP-1活性究竟如何削弱毛囊生长，以及相同的遗传关系是否存在于女性中。她表示：“我们的研究提示，如果未来实验证明成功，部分男性——可能也包括女性——可以在被处方GLP-1药物之前接受脱发风险筛查和基准评估。我们还可以设想，这些发现将促使部分GLP-1使用者接受联合治疗以预防脱发，例如使用米诺地尔或其他药物。”

不过，这些可能性目前仍属前瞻性设想。当前发现所确立的是一种供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的遗传学联系，而非建立筛查测试或证明GLP-1处方应常规伴随脱发预防治疗。

随着GLP-1药物的使用持续增长，这一问题可能变得愈发重要。研究人员引用的调查估计，12%的美国人曾仅出于减重目的使用这些药物，其中50至64岁女性中每五人便有一人。自2020年Ozempic获得FDA批准以来，处方量已增长超过两倍。与此同时，雄激素性脱发本身也极为普遍——据估计，约半数50岁以上的美国白人男性受其影响，50岁以上的美国白人女性中也有近似的比例，尤其是绝经后女性。

对于那些在服用GLP-1药物期间出现头发稀疏的人来说，这项新发现提示，快速减重可能并非唯一值得探究的因素。遗传背景和GLP-1通路本身，或许也有助于解释为何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易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