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医学人文学：为医学播下人文的种子

　　医学人文学的兴起：叩问良知

　　1960年秋，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达特茅斯学院。在这所以文理本科教育而著名的学院里，一场主题为“现代医学中良知的重要问题”的讨论会正热烈地进行着。虽然与会学者不多，但都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人物：杜博斯(R.  Dubos，1901-1982)，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著名微生物学家，第一个抗生素——短杆菌肽的发现者。他在这次会议上的角色是一位现代医学的批评家，一年前，他刚出版了一部名为《健康的幻影：乌托邦、进步和生物学变化》的著作，批评了人们将健康寄托于生物医学进步的奢望，后来他又以力倡环境保护而闻名世界。因此，邀请既是著名科学家又是人文学者的杜博斯担任会议主席，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出席会议的学者有牛津大学荣誉内科教授皮克林爵士(Sir  G.  Pickering)、时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齐索姆斯(B.  Chisholms)、美国神经外科学奠基人彭菲尔德(W.  Penfield)、著名内科学家麦克德莫特(W.  McDermott)、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遗传学家缪勒(H.J.  Muller)、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科学技术顾问基斯佳科夫斯基(G.  Kistiakowsky)等科学家，以及《两种文化》的作者斯诺(C.P.  Snow)和《美丽的新世界》作者赫胥黎(A.  Huxley)等人文学家。

　　20世纪60年代是现代医学的转折时期。在基础医学领域分子生物学的兴起，为医学家探索生命与疾病的奥秘开辟了新路径，关于遗传、神经、免疫、内分泌等生命现象的研究获得重大突破，在临床医学领域，抗生素、激素、化学药物、心脏外科、器官移植、人工器官等的应用，让医生相信现代医学什么都能做也应当做。技术的力量助长了医学的家长制权威，医生们普遍认为，病人所需要的就是耐心地配合医生的各项诊疗程序，治疗效果就是对病人最好的关怀。人们也相信，医学技术的进步将逐步解决所有的疾病问题。

　　然而，此时也有人看到了现代医学面临的危机。由于疾病谱的变化，生物医学将对付急性传染病的策略应用于慢性病防治上不再灵验。伴随高新医学技术出现的医疗费用急剧上升、医学伦理和法律问题的增多，迫使人们重新审视现代医学。在这会议的开幕致词中，达特茅斯医学院院长特尼(S.  M.  Tenney)博士指出，虽然现代医学的基础更加理性，但原应融科学与人文为一体的医疗实践却越来越偏离人的价值。因此，需要反思医学，人本身才是最终的决定因素。考察医学与科学进步的良知问题，不是简单地追问人的生存与存在，而是要追问是何种生存、如何存在。

　　实际上，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忧虑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的一种较为普遍的情绪。有人认为出现这种情绪来自三方面的原因：人口迅速增长的压力，福利国家那些大事铺张不近人情的计划，以及太空竞赛开始后，人们认识到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同舟共济的观点成为了常识。“现代医学中良知的重要问题”会议的举行，是一些学者睿智的洞察力在这个具体问题上的折射。1962年，卡森《寂静的春天》所展示的杀虫剂对人类的危害，以及随之不久发生的妊娠呕吐缓解药物“反应停”导致畸形儿出生的事件所暴露出来的时髦药物的潜在危险，都验证了杜博斯们的担忧。

　　在达特茅斯学院“现代医学中良知的重要问题”讨论会的同时，来自美国循道会和长老会的牧师们，也在讨论宗教在医学教育中存在的意义。在西方，宗教与医学的缠绕根深蒂固，但在现代医学的冲击下，宗教之于医学的意义日渐淡薄。如何促进医学中对人的价值的尊重，成为牧师们重建医学与宗教联系的核心问题。1965年5月，美国循道会和长老会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医学教育问题的“医学教育与神学委员会”。该委员会由8位成员组成，其中有4位牧师、1位心理学家、3位医生，医生中2人是医学院行政管理官员，1人是美国医学院校联合会(AAMC)成员。委员会认为当时在医学教育中有三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去人性化(depersonalization)、分子生物学中心论(centrality  of  molecular  biology)、基于机械论医学的教学(teaching  of  mechanistic  medicine)，因此，应当在医学院增设有关人文教育的教席，以制衡医学过度技术化的倾向[1]。

　　医学人文学科建制化：融通与创新

　　美国教育家弗莱克斯勒于1910年发表的关于美国医学教育的报告，导致了美国医学教育的革命性变化。美国的医学教育以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为模式，建立了基础医学科学和全日制临床医生制度，极大地提高了美国医学教育与医学科学水平，并在不长的时间内，使美国的医学科学跻于世界前列。“医学教育与神学委员会”期望能重复这个美国医学教育的神话，将人类价值引入医学教育以革新美国的医学教育。

　　1966年，“医学教育与神学委员会”通过美国医学院校联合会向84所四年制医学院发出调查问卷，了解医学人文类课程的教学情况，大多学校的回答是暂无，只有10所开设过此类课程。委员会通过问卷和考察，发现医学教育存在着严重忽视人文教育的倾向，于是决定设立一个计划，筹集资金和建立机构，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来促进医学人文教育，主要包括课程体系、设置专门学科和长期教席。委员会希望该计划能获得美国医学会(AMA)和美国医学院校联合会的支持，获得学术上的合法性。

　　1969年，该委员会的学院组举行会议，来自芝加哥大学、佛罗里达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罗彻斯特大学和耶鲁大学等大学医学院的10位从事医学与人类价值教学和研究的教授与会，其中包括1960年达特茅斯学院那场讨论会的主席杜博斯。随着工作的深入，该委员会本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即更加世俗化和学术化，并于1969年更名为“健康与人类价值学会”(Society  for  Health  and  Human  Values)，其目标是促进将人类价值作为医疗卫生专业人员教育的基本、明确的内容[2]。为了获得来自包括联邦政府和国家人文基金会的更多资金的支持，该学会淡化其宗教色彩，并成立“健康与人类价值研究所”，主要关注在医学研究和实践中缺乏考虑人的价值或考虑不够的问题。

　　第一个在大学中设立医学人文学教育和研究独立建制的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医学人文学系。1964年，佛罗里达大学医学院院长哈里(George  T.  Harrell)应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之邀创建一所新的医学院。哈里设想建立一个新型的医学院，其新的课程体系将强调理解社会中家庭的重要作用，研究慢性病发生中生活和行为方式的影响，理解疾病和医疗保健中的哲学、精神和伦理问题。因此，该学院继设立了内科、外科学系后，1967年又设立了家庭与社会医学、行为科学和医学人文学三个系[3]。医学人文学系旨在应用人文学科方法和理论来审视医学教育和实践。当时，医学人文学和生命伦理学的概念尚未形成，该系创建后首要任务是确定课程设置，将人文教育综合到医学教育体系中，这无疑是一个创举。1970年代中期，该系与临床学系合作，建立了一个“人文医学：临床教学计划”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人文医学中心”(The  Center  for  Humanistic  Medicine)。

　　20世纪70年代以后，现代医学技术带来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日显突出，促进了医学人文学科的建制化发展，许多大学的医学院纷纷成立了医学人文学教学和研究机构。医学人文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也得到迅速发展，许多大学设立了跨学科的医学人文学研究生培养计划。医学人文学科在美国的发展也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后，欧洲、亚洲、南美洲、大洋洲一些国家的著名大学也陆续建立了医学人文学的教育和研究机构。

　　一般认为，一个学科的建立应有三个代表性标志，即在大学中设立教席、建立独立的学术团体以及拥有自己的专业期刊。最早的医学人文学术团体是“健康与人类价值学会”。在1970年代以后，随着生命伦理学的兴起，生命伦理与医学伦理学科得到迅速发展，在医学人文学科群中占据了突出地位。因此，有学者指出，在20世纪上半叶，欧美各国主要是通过医学史课程来培养医学生对医学中人文价值的认识，在20世纪下半叶，医学伦理取代了医学史，成为医学生认识和分析当代医学危机的工具[4]。

　　20世纪后期，面对当代医学和卫生保健中日益增多的人的价值问题，人们认识到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更宽阔的视野。1998年，美国健康与人类价值学会与生命伦理咨询会(Society  for  Bioethics  Consultation，SBC)及美国生命伦理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Bioethics，AAB)合并为美国生命伦理与人文学会(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Bioethics  and  Humanities，ASBH)。1999年，英国医学人文学会(Association  for  Medical  Humanities)成立，并创办了一本国际性同行评议的《医学人文学》杂志(Medical  Humanities)。2001年5月，由威尔士大学和Nuffield信托基金会联合发起的一个研讨会在威尔士波厄斯郡举行。会议目的是提供一个深入探讨医学人文学的机会，研究如何能使之发展为一个有价值的大学教育与研究领域。2004年11月，澳大利亚医学人文学会(The  Australasian  Association  for  Medical  Humanities)也宣告成立[5]。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医学人文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在各医学院校陆续开展起来，来自医学史、自然辨证法、医学伦理学以及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和研究人员，在承担着传统医学人文学科的教学和研究的同时，也开设了一些新兴的医学人文学课程并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如医学文化人类学、生命伦理学、医学美学等。90年代，国内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建设医学人文学科学术共同体的必要性，在南京、大连、上海、北京分别召开过医学人文学学术研讨会，《医学与哲学》等杂志上也不断有呼吁和讨论医学人文学学科建设的文章，也有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界和新闻出版界人士开始关注医学人文学问题。医学人文学科研究的相关机构有了一定发展，这些举措表明国内学者对医学人文学的学科建设已有了共识。

　　理解医学人文学：躬行更待深知

　　虽然医学人文学的概念已为学界所接受。然而，关于医学人文学的学科性质、研究领域、学术范式等却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例如，《医学人文学》杂志将医学人文学定义为一种跨学科的探索，旨在研究和阐释医学实践的性质、目的和价值；寻求一种对生命特性的科学理解和对个体经验的人文理解的综合。而澳大利亚医学人文学会给予的概念是，医学人文学是有关“人的科学”，以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学科的观点来理解健康、疾病与医学。它旨在跨越临床医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藩篱，促进跨学科的教育与研究，从而使得病人获得最好的医疗服务。医学人文学反映了医学界逐渐认可了医学是一门包括“人的科学”(science  of  the  human)在内的复杂学科。

　　在医学文献中，医学人文学这个词具有多重含义，有人仅仅将之视为医学伦理学的同义词，或将其作为人际沟通技巧、行为科学的一部分，也有人提出医学人文学实质上是一种人文的医学。有人将它视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也有人认为它应当是一个学科群。

　　著名生命伦理学家佩雷格里诺(E.  D.  Pellegrino)则从医生素质的构成上来阐述他所理解的医学人文学：作为医学基础的人文学科包括文学、哲学、历史、艺术、音乐、法律、经济、政治学、神学和人类学等。这些人文学科在医学中具有正当合理的位置，它不应只是一种绅士的品质，不是作为医疗技艺的彬彬有礼的装饰，也不是为了显示医生的教养，而是临床医生在做出谨慎和正确决策中必备的基本素质，如同作为医学基础的科学知识和技能一样[6]。

　　佩雷格里诺的概念实际上涉及到医学人文学的性质问题，即医学人文学与医学科学的关键问题。一种看法是医学人文学可“软化”医学科学的“硬核”，强调医生对病人的理解与关怀，但并未在本质上改变医学实践。这种“医学人文”实质上等同于过去所谓“医疗的艺术”，一般被看作为医学科学的平衡力量，形成与医学科学的互补。另一种观点认为医学人文学是将人放在医学的中心位置，来重建医学的框架。它提出医学需要哲学上的根本转变，跨越传统的边界，使临床医学不仅基于科学观察和实验室数据，也应基于理解和减轻病人痛苦所形成的经验。这种观点期望将病痛的经验、病人的观点带入医学解释的模式。因此，医学人文学应是医学整体的一部分。医学的艺术只是使医生人性化，而医学人文学则是要使医学人性化。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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