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在基因体、蛋白体以及人类疾病的研究上已有一定成果，但在药物发展与技术创新方面却未见重大突破。为此，中研院成立基因体研究中心，期望能有所进展。院长李远哲邀请翁启惠回国担任中心主任，不仅因其学术地位，更看重其药物开发经验。《科学人》专访翁启惠主任，畅谈对台湾生物科技产业的观察，以下为访谈摘要。

问：您在美國與健康食品公司Pharmanex總裁張念慈合作，在加州聖地牙哥創立生技公司浩鼎科技（Optimer）。根據您的經驗與觀察，您覺得在台灣要發展生物技術產業，擁有的機會是什麼？

答：台湾的生技发展已20多年，但始终未能真正起飞。我们的高科技产业最初以制造业起家，在电子半导体与显示器领域表现优异。然而，生技产业依赖的是发明与创新，因此不能以发展IC的模式来发展生技。全球8000多亿美元的生技产值中，一半来自药物；台湾生技产值不到40亿美元，虽也有一半是药，但多为学名药和中草药，生技制药总产值仅占全球约0.4%。严格来说，台湾目前尚无生技产业。

开发新药需要人才、法规、良好的环境以及长期资金支持。目前许多资金关注的是两三年内能否回收，电子业便是如此。若以此标准看待生技产业，短期内何种投资能回收？健康食品容易回收，因此生技公司常将健康食品与药物混为一谈，宣称短期发展健康食品、长期发展药物。然而，药物与健康食品的市场和法规不同，所需人才与发展方向也各异。健康食品需要强大的行销团队，而药物开发则需要强大的研发团队及人体试验团队，但现有生技公司缺乏此类人才。健康食品通常只能在台湾销售，市场有限。因此，台湾生技制药产业要从0.4%的占有率向上发展，必须寻求新的突破。我认为新药开发的短期策略是引进正在进行临床试验的新药。

问：開發新藥時，東西方人體質不同，是否會影響到藥物的研發策略？

答：这可以作为短期事业，因为亚洲的竞争较少。东西方人的差异可通过基因体技术区分。例如肺癌用药IRESSA，针对EGF（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美国人中仅10-15%有EGF受体变异，而东方人则高达60%，因此IRESSA在东方成为肺癌一线用药。这类药物在东方市场较大。我们原本就了解东方人特性，因此特别适合研发针对东方人的药物。

新藥的發展需要多家公司共同合作

问：藥物上市時間長久、投資金額大，回收慢，通常需要5~10年。目前台灣投資意願低，對於生技的發展有什麼影響？

答：情况确实如此，但生技产业的回报也高。开发新药时，初期研发投资较少，进入临床试验后投资持续增加，但随着进程，药物价值也会提升，并衍生出新的工具与技术，形成周边产业。从商业角度看，这些不一定全部由自己负担。开发中的药物、工具可与其他公司合作、出售或授权。新药开发通常不是由一家公司独立完成，而是多家公司参与。例如Tanox公司的张子文开发的免疫药物Xolair，后来与诺华大药厂合作，最终虽只分得利润的10%，但总比没有好。台湾需要改变观念：是要0的100%，还是100的10%？都想拿100%是错误的。其实10%已相当可观，一个年产值100亿美元的药物，10%就有10亿美元，折合新台币300多亿元，而这仅是一种药物。

问：如果要扶植國內的生技產業，是否一定要和其他國際大公司合作，或是專門集中在研發上？

答：国内也有药厂，但缺乏新药研发能力。美国药厂具备研发能力，能接手学术界的发现并推进新药开发。台湾学术界基础研究做得很好，但药厂无法接手进行动物试验和各期人体试验。我们基因体研究中心的育成中心就是要弥补这一缺口，将重要发明继续推进，并协助成立具有研发能力的生技制药及精密仪器公司。将来育成中心内的公司若成为药厂，便具备研发能力。许多发明来自小公司或学校，然后卖给大公司。例如默克公司（Merck & Co.），据说其98%的药物来自学校。药厂需要的是将发明转化为产品的能力，这一点在台湾需要加强，我们缺乏临床前和第一期试验的能力。

我们的基础研究虽好，但零散。例如如何找药？是从五种分子中找，还是从500万种分子中找？如果是我，当然选择后者。我们基因体研究中心要发展超高速筛选系统，一天能筛选上百万种分子。台湾的利基是什么？我们有很多中草药，使用历史悠久，但了解不深，其中必定有新药。因此我们可以从中筛选药物材料来源，可能与美国人不同，有机会发现不一样的药物。这条路我认为仍可行，关键在于是否有决心、制度、人才、资金以及合适的法规配合。

學術影響產業，造成惡性循環

问：台灣學術界的成果能夠吸引國外的資金嗎？

答：如果成果足够好，就能吸引国外公司。我当然希望国内资金也能投入，但我担心台湾学术界常想影响产业界，甚至朝错误方向引导。研究人员希望自己的成果对社会有帮助，这种坚持很好，但如果发明本身没有产业价值，这种坚持就会影响产业发展。这种现象在台湾屡见不鲜。

学术界人士常因研究深入而视野狭窄，自以为很懂产业。因此我强调法规，用法规厘清学术与产业的界限，这样大家就会清楚，避免灰色地带。我在美国也参与生技公司，但从不影响公司策略，因为这方面有专业人士负责，我只提供技术及研究意见。产业必须有专业团队，如管理与行销人才，这些正是学术界所缺乏的！台湾许多生技公司不健全，过度依赖学术界，但学术界人士所知有限，若过于执着，对产业未必健康。一个新药物如何从发明转化为产品，公司需考虑成本、市场、竞争及产品价值。但科学家往往忽略这些，只想着自己的发明尽快商品化。当然，有些科学家有商业经验，但也是通过与公司合作才获得。台湾的科学家很少有这种经验。

问：如果生技公司過度依賴學術界，是否表示生技公司本身的人才不足？

答：是的，这也表明我们的生技产业仍停留在“发现”阶段，但大部分“发现”无法转化为产业。

问：很多學生投入生命科學領域，但畢業後找不到適合的工作。

答：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找不到工作，只好盖更多研究机构，如学校，让这些人有工作。如果有生技产业，这类人才的选择就多，不一定局限于研究单位，可向商业、行销、法律、生技公司研发、临床试验或财务等领域发展。但目前这些机会受限，学术界人员越来越多，不断培养出背景相似的人。每个单位聘请的人都有相似的学术背景，但不同单位性质、任务、目标和工作不同，需要不同背景和专业的人参与。这些人想法相同，争取相同预算，学术界影响下游发展，便陷入恶性循环。

生技產業的問題，要從政策與法規解決

问：這可能是政策的問題。

答：我们培养人才缺乏长期规划。我看不到生技产业的长期规划，你看到了吗？台湾有10个科学园区，哪一个是为制药和医疗器材设立的？没有，但这两者是最重要的生技产业。可见整体布局、学术界方向及人才培养都缺乏规划。要发展生技，却没有园区，人才往哪里去？我希望竹北的生医园区能注重制药与医疗器材。

问：從人才的培育到園區的成立，需要多久時間的規劃？

答：台湾30年前规划科学园区时，同时有电子业和生物科技产业，后来电子业成功但生技业失败，主要原因是两者差异巨大。就厂房设计而言，IC产业天花板低，地板向下，以便地板下拉线路；生技产业天花板需挑高，因为实验气体要向上抽。我们缺乏规划生技园区的经验，缺乏许多人才，需借鉴国外经验。我们要有远景，然后按大计划发展。

瑞典公司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便是一个例子。瑞典并非制药大国，但瑞典政府认为该领域重要，大力支持，后来发展出治疗胃溃疡的Losec。该药在1990年代是全球医师处方最多、销量最佳的药品。通常排名第一的药物，年产值约100亿美元，一种药物就比得上我们的台积电！

台湾半导体产业居世界第一，占市场六、七成。六成多非常可观，但独占世界市场的产业难以持续。而且发展新型产业对经济的冲击也不同。相对而言，台湾目前仅占0.4%的生技制药产业实在太小，这个比例有两种解释：一是空间很大，前景看好；二是国家大环境有问题，因为30年来毫无进展。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发展制药产业，而是如何发展。一旦放弃制药，就等于没有生技产业，因为其他医疗技术都随制药发展。

30年来，台湾只有健康食品和学名药，只能做代工。IC产业也多是代工，但台湾连生产蛋白质的设备都没有，如何代工？（注：目前热门药物多为蛋白质药物）只能做一些小分子药物。我们生物科技的基础建设都不完全，在这种情况下说放弃，为时过早。因此，台湾需要一个成功的药物，一旦成功，大家就有信心。通过发展一个新药，带动生技产业，并借此建立生技产业的基础建设。

问：您剛才提到法規，請問台灣的法規有些什麼問題？這些法規可以如何修改？

答：问题太多了。学术单位的新发明如何产业化？研究人员与产业的关系如何？学术界人士如何协助产业？能否担任公司创始人、董事、顾问？担任顾问能否收取顾问费？获得技术股是否要课税？大家都往负面想，为避免利益冲突，制定许多限制。其实有规定，就没有利益冲突。

鼓励高科技产业，一直免税也不合理，但何时课税应仔细规划。目前生物科技公司成立五年后就要课税，并非好政策，因为可能五年后仍无产品问世。另外，生技股票以前一拿到就要课税，不管公司是否成功，公司倒闭也得课税，加上大部分生物科技公司都不成功，更没人愿意投资。在美国，有买卖才能课税。

此外，药物审查也有问题。大家认为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的审查制度最好，因此在美通过的药物，全球大部分地区都可销售。但我们把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规范全部合并，变成全世界最严格的。然而，我们这里通过的药物，也不能卖到美国，因为没有遵循FDA法规！如果我们的法规与FDA一致，那么这里通过，美国也会承认。

【意猶未盡嗎？欲閱讀完整全文，請參閱科學人2006年3月號〈專訪 中研院基因體研究中心主任 翁啟惠 製藥是台灣生技業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