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过劳死的消息不少。倒下的有女工、人力车夫、出租司机、刚毕业参加军训的大学生、警察局副局长、IT公司的年轻职员、著名的艺术家和大公司的头领。当然，还有一些人，他们的身体没有崩溃，却死于心力交瘁。比如人大那位跳楼的女博士。

　　有白领这样形容自己的生活:吃得比猪差，干得比牛多，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超时工作、睡眠不足、压力巨大、没有休闲的亚健康状态，困扰着越来越多的劳动者。然社会发展进步的最终目的是让人们过上美好愉悦的生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境界，只应属于诸葛亮那样的伟人英才，而绝不是普通大众的生活常态与人生目标。

　　25岁的胡新宇，是华为公司的“床垫文化”和“狼性崇拜”的牺牲品。无节制加班与美德和绩效紧密结合，将员工的人性扭曲成狼性，企业则由此获得最大化的商业利益。对此，一句“凸显人文关怀的缺失”显得无比苍白甚至滑稽。这类企业，钻的是制度缺陷的空子，在法律的指缝里游刃有余。

　　从制度层面上讲，尽管我国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劳动保障制度，但法定职业病目录10大类115种，却没有过劳死的相关规定。尽快出台《过劳死防治法》，为劳动者提供操作性更强、更加公平合理的法律依据，设立对发生“过劳死”现象单位的处罚标准，是制约“劳动灾害”最直观也最强有力的手段。

　　从文化层面上讲，政府可以倡导民众学雷锋、迎奥运、搞环保、树立荣辱观，也一定可以大力提倡珍爱生命的新风尚和健康的生活方式。舆论的力量是无穷的，“幸福有理、休息无罪”的观念真正深入人心，集体减负的追求才能最有效地实现。当大多数人能及时给自己煲上一碗心灵绿豆汤的时候，功利欲望之火就不会过度蔓延，人们的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自然不会一路负债。

　　当然，其他辅助手段还有不少，工会组织应加强对企业工作环境的监控，协助会员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公益性的心理诊所、求助热线等也应该尽快完善，让人们的精神压力有及时舒解的正面渠道。

　　劳动者高效、愉快的劳动，才是富有创造性的劳动，其价值的最终体现也就是整个国家的崛起和强大。中国正在以世界瞩目的速度崛起，这种崛起，同样应该是平静的、从容的、和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