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生土长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因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鉴于这类药物在治疗疟疾方面的显著功效，人们可能会认为中国生产的青蒿素类药物将成为全球对抗疟疾的首选。然而，令中国科学家和制药企业遗憾的是，在2007年之前，世界卫生组织（WHO）并未将任何中国自主生产的抗疟药物列入采购清单。
为什么中国公司被挡在了一个由本国科学家发明且提取自本土植物的药品市场之外？问题并非中国缺乏开发海外商业价值的兴趣。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制药公司就曾尝试全球推广其抗疟产品，但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当时很少参与国际事务，研究机构和制药公司缺乏独立打入传统上由跨国公司占据的市场所需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第一次合作并不愉快
当年，中国科学家和药企求助于当时唯一被授权经营海外投资业务的国有企业——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现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中信，中国的药品研发者与西方同行合作，制造销往其他国家的青蒿素类抗疟产品。
1988年，桂林制药厂与法国赛诺菲－圣德拉堡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为其提供青蒿素产品，加速了单方青蒿琥酯的全球销售。
1994年，原始专利持有人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将青蒿素类复方药物的国际销售权出售给瑞士公司汽巴-嘉基（后成为诺华制药）。1999年，诺华成为全球首家推出固定剂量青蒿素抗疟药（ACT）的制药公司，该药命名为复方蒿甲醚（蒿甲醚-本芴醇）。军事医学科学院研发第一款ACT时的合作伙伴——昆明制药厂则成为诺华的原料药供应商。
截至2001年，WHO已从赛诺菲采购15万人份的单方青蒿琥酯，桂林制药厂一直是其供应商。严格的预认证过程成为中国ACT进入国际市场的又一障碍，因为当时没有一家中国制药公司符合WHO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结果，诺华生产的复方蒿甲醚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达到WHO预认证标准的固定剂量ACT。诺华与WHO签署协议，向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以成本价提供ACT。2002年，复方蒿甲醚被列入WHO基本药物清单，用于指导联合国机构的采购工作。截至2011年协议到期，诺华通过该合约提供了7亿人份的ACT。
公平地说，与跨国制药公司的合作涉及的技术转让使中国药企达到了原料药产品在质量、健康、安全及环境方面的国际标准，提高了研发能力。后来桂林南药生产的ACT更像是赛诺菲产品的仿制药。中国药企作为跨国制药公司的主要青蒿素供应商也获得了经济收益，但由于处于价值链低端，未能收获国际市场收益的最大份额：有报道称，青蒿素原料和成药销售利润比约为1:20。中国的原料药生产商在国际市场波动中也处于弱势。
2004年4月，全球基金批准了价值2亿美元的ACT采购款项，但此时青蒿种植季节已过，导致原料短缺和原料药价格陡增。关于原料短缺的广泛报道导致了对市场潜力的不切实际的高估。在青蒿素热潮驱使下，中国原料药生产商从2004年的3家增加到2006年的100家，其中多数非制药企业出身。同时，青蒿种植总面积增至2006年的80万亩，是市场需求水平的4倍。生产原料过剩在2005年WHO调低预测需求量后尤为明显，青蒿和原料药价格自由落体式下跌，绝大多数新进入的原料药生产商要么停产要么解散。
然而，2004-2006年的青蒿素泡沫并未阻止中国制药企业推行全球化战略。在政府支持下，从2007年开始，它们在向全球推广抗疟产品中表现得更加积极。
中国药企的反击：已抢到1%市场份额
并非所有中国制药公司都满足于这种安排。1994年，北京华立科泰开始出口双氢青蒿素（科泰新），成为中国最早向非洲输出自有品牌青蒿素类药物的公司。中国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1996年，卫生部指定科泰新为中国援非医疗队必备药品，并常作为中国领导人出访非洲的国礼。
中国卫生援助项目包括援助非洲建设医院和抗疟疾诊所，推动了全球化战略。2006年11月，中国承诺在非洲建设30家医院，并提供3750万美元援助用于提供青蒿素和建设30家抗疟疾中心。2009年，中国进一步承诺提供价值7900万美元的医疗设备和抗疟疾药物。华立科泰贡献了中国海外抗疟药物捐赠的三分之一。捐赠行为帮助这些药物获得更好的品牌认知度，被认为是一种低成本且潜在有效的将中国ACT引入非洲的方式。
自2007年以来，中国制药公司更加积极地全球推广本土开发的抗疟产品。通过建立分公司和本地销售渠道，包括桂林南药、昆药集团及北京华立科泰在内的大型中国ACT制造商已打入非洲市场。2007年8月，桂林南药的青蒿琥酯+阿莫地喹片获得WHO预认证，成为中国首家ACT产品获WHO预认证的药企，为联合国机构采购铺平了道路。
五年后，另一款桂林南药的ACT产品也获得WHO预认证。据称，该公司已为全世界供应超过3亿人份的口服ACT。其他中国药企也在努力获得WHO预认证，包括华立科泰的科泰新、昆药集团的复方磷酸萘酚喹片（ARCO）以及新南方青蒿科技的青蒿素哌喹复方（Artequick）。
2014年，新南方在非洲岛国科摩罗完成了一项大规模且极具争议的试验，将未经WHO预认证的产品免费提供给70多万当地民众。为向整个非洲市场推销该药，新南方引用该试验作为青蒿素哌喹复方有效性的证明。同年，昆药收购北京华立科泰，成为全球最大的抗疟原料药生产商。
这些努力似乎获得了回报。以科泰新为例，该药在东非和西非的市场占有率已排在前两位。但至今为止，它们尚未为中国带来全球抗疟药品市场份额的显著扩张。事实上，除桂林南药外，其他中国抗疟药品生产商因未获WHO预认证而无法向非洲公共部门提供产品。非洲医生开处方时，仍倾向于诺华的复方蒿甲醚而非中国生产的抗疟药物。
另外，中国制造的ACT如今已不再具备价格优势。2006年，诺华将向公营机构提供的复方蒿甲醚售价降至1美元/人份，2008年进一步降至0.8美元/人份。
中国制造抢占非洲市场
由于无力挑战跨国制药公司在占有80%市场份额的公营领域的统治地位，中国ACT生产商转向私营部门。在非洲，多数人无法获得公共卫生服务，不得不从本地集市摊位、药店等私人渠道购买抗疟药品。但即便在这一领域，中国药品仍面临许多挑战。2004-2006年青蒿素生产大跃进期间，大量不合格原料药生产商的出现导致假药劣药出口。对中国公司是假冒伪劣抗疟药物源头的怀疑阻碍了中国在非洲私营领域的雄心。此外，中国产品还面临跨国制药公司（如诺华、赛诺菲）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如印度）的激烈竞争。
2010年，诺华启动项目以扩大私营领域市场份额，包括调低ACT销售价格、创建不受捐赠资金影响的可持续商业模式以及教授私人供应商和患者正确使用药品。随后，诺华采用可负担的抗疟药品采购机制等新型销售渠道，使依赖私营机构的人们更容易获得ACT。
另一方面，中国作为最重要原料药供应商的地位也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经历2004-2006年青蒿素泡沫后，原料药供应链中断的风险使诺华转向中国之外的供应商。如今，东非占据青蒿植物原料供应的20%。替代性提取方法，例如在实验室环境下合成青蒿素，而非从植物中分离，也已开发出来。2014年8月，赛诺菲及其合作伙伴宣布，首个大规模批次的利用新型半合成青蒿素制成的抗疟药物已交付疟疾肆虐的非洲国家。这一向新型原料药生产工艺的转变削弱了中国作为全球原料药供应领导者的地位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