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技术虽然仅有30多年的历史，却饱受谣言和诽谤的困扰。《三联生活周刊》特约撰稿人袁越自2007年起持续关注该领域，撰写了十余篇专题报道。当前，中国可能没有哪项科学技术像转基因这样引发如此广泛的关注和争议，也没有哪个科学问题因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介入而变得如此复杂和敏感，导致舆论常被左右，乱象丛生。那么，转基因科学沟通为何如此困难？
公众对转基因知之甚少
科技日报社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联合开展的《公众对转基因技术态度调查》显示，在听说过“转基因”的公众中，仅9.1%自认为了解“非常多”或“比较多”，47.5%自认为“比较少”，24.9%“非常少”，18.4%“完全没有”。即使在文化程度最高的“大专以上学历”人群中，自认为了解“非常多”或“比较多”的也只占17.7%。
“反对转基因需要理由。老百姓缺乏专业知识，只能将目光转向少数意见领袖。于是，一些组织和专家学者站出来充当意见领袖，对转基因农业的服务对象和效率提出质疑，声称转基因技术是大公司赚钱的工具，其潜在危害尚未可知。”袁越通过实地考察和专家采访，近期撰写了《人造恐慌》一书。
即使通过正规媒体，转基因的科学传播也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个别媒体名人的班门弄斧助长了谣言的流行和对公众的绑架。谣言的流行已影响到政府的科学决策，使国家丧失抢占生物技术研发国际制高点的机会。”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瑞法认为，转基因科学传播的现状不容乐观。
“我最近对媒体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大多数受访者报道过转基因并支持其商业化，但考试题仅5道，得满分的只有百分之十几，80%的人对转基因知识了解不足。建议媒体在报道前应做好功课。”胡瑞法说。
科普工作总是不到位
“最了解这个行业的是种子公司从业人员或科研院所的科学家，但不少专家为求严谨，表述晦涩难懂；而公司员工因利益冲突不敢直言。事实上，我也不敢在正式发表的文章中直言，但在个人博客中可以说些真心话。”袁越表示。
“在微信上我经常读到关于转基因的各种谣言，但科学家和科学团体的反应较慢。”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何祖华说。目前，中国在转基因方面缺乏有计划、有对象、可持续的科普，相关工作多处于自发和分散状态，迟缓无力，覆盖面小，没有长远规划。
网络成为谣言集散地
调查显示，互联网是公众获取转基因知识和信息的最重要渠道，影响力超过电视等传统媒体。75.6%的公众通过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获取过转基因相关信息，略高于通过互联网获取的68.5%。但以互联网为最重要渠道的公众占52.2%，远高于以电视、报纸为最重要渠道的26.3%。
“新媒体的出现弱化了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不同社会组织和个人也可参与议程设置，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存在严重分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涂光晋指出，网络匿名性使得造谣者难以追踪，极端理论往往在网络上找到市场，网络也成为情绪和观点的重要集散地。
建立理性讨论平台已成当务之急
调查显示，对管理部门和科学共同体的不信任是公众不支持转基因的重要原因。在转基因问题上，科学家是公众最信任的群体，但其公信力也受到削弱：分别有38.4%和46.6%的受访者表示不信任大学和企业的科学家。对政府官员的不信任问题更为突出。
“必要时应召开新闻发布会、新闻通气会、新闻通报会等，联络媒体提供真实信息。如今专家都有自己的新媒体平台，如官网、官方微博和公众号，这些在今天都具有重要分量。”涂光晋认为，政府官员和科学家在必要时应“开口说话”。
“据我们对国内媒体的追溯研究，所有发表转基因安全性及相关科普观点的科学家均受到人身攻击。在此舆论环境下，多数从事转基因研究的专业科学家选择沉默，而国外势力及国内反转人士制造的耸人听闻的谣言则主导了转基因安全舆论。因此，创造科学理性讨论的转基因舆论环境已成为当务之急。”胡瑞法说。
胡瑞法指出，目前国内关于转基因安全问题的网络平台基本上是自说自话，支持或反对转基因者各有自己的平台，缺乏一个允许双方充分发表观点并展示科学依据的平台。研究发现，在公众受谣言影响时，最有效的纠正措施是提供相关科学证据。因此，他建议建立转基因安全理性讨论的平台，使所有发表观点的人士均在此展示科学证据；同时鼓励持相反观点者提出并发表反驳证据；并采取措施打击人身攻击行为，使其成为真正的科学理性讨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