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被要求想象三角形、狗或正义时，脑海中会自发浮现某种心理图像：黑板上画的一个红色三角形、一只毛茸茸的梗犬、或法庭场景。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认为这不仅是习惯，更是必然——在他看来，心灵无法直接处理纯粹的抽象概念，必须首先依赖具体的心理图像。要思考一般意义上的三角形，必须先想象一个具体的三角形；要思考正义，必须先在脑海中重演某种公平或受侵犯的生动场景。

然而，那些完全无法形成心理图像的人呢？严重心盲症患者在试图想象彩虹、朋友的面孔或童年卧室时，脑海中一片空白。但他们却能推理彩虹、识别朋友、反思过去，并且像其他人一样自如地处理几何、道德和数学等抽象概念。

在发表于《Neuropsychologia》的论文中，塔尔图大学理论哲学副教授Uku Tooming和哲学史副教授Roomet Jakapi论证，心盲症对休谟理论以及更广泛的图像化认知模型构成了直接挑战。正如Tooming所言：“如果抽象思维确实需要心理图像，心盲症患者应该在抽象思维上存在困难，但他们并没有。”

研究系统考察并驳斥了休谟理论的几种辩护。第一种可能性是心盲症患者利用非视觉感官图像进行抽象，例如依赖听觉或触觉图像而非视觉图像。然而，这一观点被多模态心盲症的存在所否定——这些患者在所有感官通道上都缺乏图像。第二种辩护诉诸无意识图像，认为即使心盲症患者无法主动形成图像，他们可能仍依赖自发产生的图像。但研究指出，休谟式抽象所需的图像至少部分是主动的，而严重心盲症患者缺乏这种图像。第三种提议涉及空间图像，例如对形状或排列的图式化感知而无视觉细节——比如理解三角形的几何关系而不想象其图像。但这一辩护同样失败，因为空间表征缺乏休谟理论所认为的感官丰富性。最后，认为心盲症患者可通过语言进行抽象（如用“三角形”这个词而非图像推理）的观点也被否定，因为在休谟框架内，语言需要图像来承载抽象概念的意义。

最有力的辩护诉诸心盲症患者中完好的无意识图像。该观点认为，即使个体无法有意识地想象彩虹或三角形，他们在进行抽象思维时仍可能无意识地使用心理图像。论文最终也驳斥了这一观点，理由是心盲症中存在无意识图像的证据有限，且近期研究表明严重心盲症患者总体上缺乏图像，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

最后，论文处理了一种元理论回应，即将心盲症视为无害的例外。这种观点认为休谟理论仍适用于大多数人，即使不适用于心盲症患者。但作者论证这不能成立，因为如果心盲症患者不需要图像进行抽象思维，这对理解其认知过程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将意味着心盲症患者与非心盲症患者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心理差异，而这极不可能。因此，心盲症不能被视为单纯的例外，而是对图像化思维理论构成了实质性挑战。

该发现的意义超越了哲学史。图像化认知理论在当代认知科学和心灵哲学中仍具影响力。研究证明，人类思维的基本机制并非本质上是图像性的，认知科学需要重新评估大脑表征信息的方式。正如研究者所强调的，如果心盲症患者能够在完全黑暗的“心灵之眼”下处理复杂数学和深刻道德哲学，这证明我们的精神生活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灵活和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