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韩国科学家黄禹锡（Hwang Woo-suk）在《科学》杂志上报告了利用病人皮肤细胞克隆出匹配胚胎干细胞的研究，随后又在《自然》杂志上宣布成功培育出世界上第一只克隆狗“斯纳皮”。这些成果引发了全球对克隆技术，尤其是人类克隆的广泛讨论。

克隆“斯纳皮”采用了与克隆羊多利相同的体细胞核移植技术：从一只3岁雄性阿富汗猎犬的耳朵皮肤细胞中提取DNA，将其注入去核的未受精卵中，通过电刺激促使卵子分裂发育。黄禹锡团队共尝试了1095个胚胎，植入123只代孕母犬，最终仅3只怀孕，其中一只流产，一只幼犬出生22天后死于肺炎，仅“斯纳皮”存活。这一低成功率凸显了克隆技术的效率瓶颈。

黄禹锡强调，其研究旨在探索疾病机制，并推动治疗性克隆——即利用克隆胚胎获取干细胞以治疗人类疾病。然而，公众对生殖性克隆（克隆人）的担忧随之升温。黄禹锡本人曾表示，克隆人在技术上并非不可行，但法律和伦理限制使其不可接受。

“多利之父”伊恩·威尔穆特（Ian Wilmut）评论称，成功克隆多种哺乳动物强化了“克隆任何哺乳动物，包括人类”的普遍信念。事实上，当时已克隆的物种包括猫、山羊、绵羊、猪、牛、鼠、兔、马、鹿、骡等，灵长类克隆成为下一个焦点。

克隆技术的商业化潜力同样引人注目。2004年，美国“遗传拯救和克隆公司”为一名妇女克隆其已故宠物猫，收费5万美元。这预示着宠物克隆可能成为新兴市场，但伦理争议始终如影随形。

从科学角度看，克隆技术为疾病研究和再生医学提供了重要工具，但生殖性克隆面临伦理、安全及社会接受度的多重挑战。未来，如何在技术突破与伦理约束间取得平衡，将是人类必须面对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