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人员对先前保密的行业文件进行分析发现,化学行业在发现并抑制了人们对接触PFAS对健康危害的认识时,借鉴了烟草行业的策略。该研究发表在《全球健康年鉴》上。
不良效应已被知晓数十年
秘密行业文件是在律师罗伯特·比洛特提起的诉讼中发现的,他首先成功起诉杜邦公司PFAS污染。文件显示,在PFAS使用的前50年里,公众对其毒性知之甚少,尽管“行业有多项研究表明不良健康影响,但比公开报告至少早21年”。
杜邦公司有来自内部动物和职业研究的PFAS毒性证据,他们没有在科学文献中发表,也没有按照TSCA的要求向EPA报告他们的发现。这些文件都被标记为“机密”,在某些情况下,行业高管明确表示他们“希望销毁这份备忘录”。
压制信息以保护产品
文件记录了行业所知与公众知识的时间线,并分析了化学行业用来压制信息或保护其有害产品的策略。例子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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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61年,特氟龙的毒理学负责人就发现特氟龙材料“具有在低剂量下增加大鼠肝脏大小的能力”,并建议这些化学品“应‘极其小心’处理,并且‘应严格避免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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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70年的内部备忘录,杜邦资助的哈斯克尔实验室发现C8(数千种PFAS之一)“吸入时剧毒,摄入时中度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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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杜邦和3M公司得知,在C8制造车间工作的八名怀孕员工中有两名生下有出生缺陷的孩子。公司没有公布这一发现,也没有告诉员工。
尽管有这些和更多的例子,杜邦公司在1980年向其员工保证C8“具有较低的毒性,像食盐一样”。提及杜邦一家制造厂附近PFAS地下水污染的报道,1991年的新闻稿声称“在检测到的浓度水平下,C8对人类没有已知的毒性或不良健康影响”。
参考信息
“The Devil they Knew: Chemical Documents Analysis of Industry Influence on PFAS Science” by Nadia Gaber, Lisa Bero and Tracey J. Woodruff, 1 June 2023, Annals of Global Health.
DOI: 10.5334/aogh.4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