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细胞》总编辑艾米莉·马库斯：“我是《细胞》的大使”

        1974年，本杰明·列文创办《细胞》，在25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出任总编辑直至1999年。《细胞》现任总编辑艾米莉·马库斯说：“期刊早期的成功和声望应归功于列文的科学远见和强烈、清楚的编辑主导理念，以及他创立的完整叙述体裁。”

        科学远见+叙述体长文＋编辑主导

        “《细胞》将科学远见、叙述体长文和编辑主导的理念保持至今，这也是期刊成功和区分于其他期刊的三个主要因素。”

        《细胞》创办之时，正是克隆DNA序列的技术开发之后不久，也是重组DNA技术和分子生物学发展的初期。马库斯说：“列文发现这种新型的科学会将许多不同领域、而且习惯于彼此间交流的科学家们联系在一起，基于对未来科学发展的正确远见，他创办了这份期刊。同时，他做了当时其他期刊没有做过一件事：创建长篇的完整叙述体格式，让期刊有极高的显示度。”

        在《细胞》之前，科学期刊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发表短小精悍文章的杂志型期刊，如《科学》和《自然》，一种是发表甚至长达50页学术文章但读者量很小的学会型期刊。马库斯说：“列文综合两种类型的长处，创建颇具特色的叙述体格式，即向作者提供足够的篇幅让他们能全面完整地讲述其研究工作，又让期刊的读者能够阅读并理解其他学科领域的发展，对自己的领域有所启发，从而确保《细胞》对作者和读者的价值。”

        长篇叙述体论文为什么如此重要呢？马库斯认为，长文章意味着你可以讲述一个有关数据的完整故事，一名神经科学家能够用充分的信息对数据进行解释，从而足以让免疫学家也能读懂，如果论文短小，那么只有领域内的专家才能理解，所以说，长文章就会有更大的读者群，对期刊来说非常重要。

        马库斯说，列文办期刊的第三个理念是清晰而坚强的编辑主导原则以及在科学界的显示度，期刊要体现编辑的思想，发表论文的决定权在于编辑；编辑应积极主动地走进学术会场和实验室，与科学家进入深入的交谈。而且，《细胞》编辑的决定是编辑团队作出的，如果审稿人的意见不一致，那么最终的决定并不是靠简单的“统计”作出，编辑以评判作者原文的方式评判审稿人意见，并提出自己对文章的见解。

        “《细胞》将科学远见、叙述体长文和编辑主导的理念保持至今，这也是期刊成功和区分于其他期刊的三个主要因素。”马库斯说。

        细胞出版社发表了如此之多的获诺贝尔奖的论文，马库斯将之归功于列文的科学远见：“他能判断和选择真正最重要的研究。科学出版界一直在热点但不完整的研究论文和完整、让人信服的研究论文之间妥协，这需要有一定的经验，在鉴别最重要的研究并尽快发表和掌握足够信息确保研究正确之间平衡，编辑总是需要作这样的判断，尤其是在研究工作非常重要的时候。《细胞》的传统是发表能成为经典的论文，它的长篇叙述文体让作者能够提供足够多的信息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编辑能准确鉴别和判断什么是最重要、最基础或是能开拓新领域的研究，这样，所发表的论文最终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

        她希望“在自己担任《细胞》总编辑10年后，《细胞》的其他编辑在回顾评价她的工作时，能说这些获诺贝尔奖的工作是艾米莉决定发表的”。

        “我对科学的兴趣非常广泛”

        “作为研究人员，缺乏研究重点是致命缺陷，但作为编辑，广泛的兴趣正是我的财富，编辑让我的兴趣成为优势。”

        拥有生物学的博士学位，却放弃研究而成为期刊编辑，为什么？马库斯说：“我认为要成为一名成功的科学家，最好的方法是提出一个问题并专心致力于这个问题，因为对学习新知识和发现新问题来说，专心致志非常重要。我热爱科学，但我对科学的兴趣又非常广泛，因此最适合自己的就是做编辑，这样我可以从不同的方向全方位透视。作为研究人员，缺乏研究重点是致命缺陷，但作为编辑，广泛的兴趣正是我的财富，编辑让我的兴趣成为优势。”

        David  Bodznick是卫斯里大学生物学、神经科学和行为学教授，他说，“在卫斯里学习期间，马库斯发现自己很难集中到一个领域上。”他认为像马库斯这样的好奇心很难获得在科学界的成功。但她还是成功了。Bodznick说，当《神经元》的编辑对马库斯进行面试时，他们给她一本期刊，要求她对其中的每篇文章进行评价，并提出每篇文章是否能发表的意见。马库斯广泛的研究知识帮助她通过了面试，先后获得《神经元》编辑和《细胞》总编辑的职位。

        《细胞》是一份双周刊，2005年，《细胞》共收到约1800篇投稿，其中60%的稿件被送去同行评审，25%的送审稿被最终接收，稿件接收率为15%。如此之大的工作量是由《细胞》的11位编辑完成的。马库斯说，与其他期刊不一样，《细胞》的编辑是全职编辑，他们不做研究。《细胞》选择编辑有几个基本条件：拥有博士学位、拥有在实验室做实验的经历、有广博的科学知识和广泛的科学兴趣；在严格的面试过程中，还要测试候选人的科学鉴赏力、公正的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

        马库斯指出，《细胞》对编辑的要求是有能力获得最好的文章，维持公正、稳定的编辑标准，积极主动与前沿科学家进行交流和沟通，判断近3~5年或者10年内最重要的科学问题，并适应不断变化的科学出版技术。

        “我访问了近50个中国实验室”

        “我的目标就是要确保《细胞》发表尽可能多的重要而有趣的研究，这意味着我不能只呆在办公室等待科学家与我联系，我必须走出去，到实验室去鉴别我认为重要的研究，并鼓励科学家向《细胞》投稿。”

        全职编辑不做研究，那么他们如何保持与前沿科学的接触，并有能力鉴别最新、最重要的发现呢？

        “当我还是一名研究人员时，我就花很多时间向其他科学家学习，通过交流了解他们在科学前沿做什么。在我成为一名全职编辑后，我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在阅读论文、参加会议和与科学家交谈上，我到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实验室去访问，了解他们在实验室做什么、哪些是《细胞》发表领域中的有趣问题。”马库斯说，“因为自己不做研究，所以将所有时间用在了解科学的各个方面，以更广泛的视野来审视科学，发现什么是最重要、最有趣的科学。”

        2000年，马库斯首次到北京和上海，访问中国的实验室，2005年10月，她用两个星期的时间访问北京、上海、西安和香港的相关实验室，到目前为止，她已经访问了近50个中国实验室，包括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和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实验室。她说：“我每个月会用1/4的时间旅行，旅行期间，我每天会用10~12小时在实验室里与科学家交谈。我每年大约参加10个国际学术会议。”

        谈到为什么2005年来自中国实验室的论文有最高的接收率，马库斯将之归结于两个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对研究投入的大量增加促进了研究质量的提高，二是自己在中国努力推广《细胞》的结果。

        “好酒不怕巷子深”、“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但作为世界著名期刊的总编辑，马库斯为何却仍然不遗余力地推广《细胞》？

        “我的目标就是要确保《细胞》发表尽可能多的重要而有趣的研究，这意味着我不能只呆在办公室等待科学家与我联系，我必须走出去，到实验室去鉴别我认为重要的研究，并鼓励科学家向《细胞》投稿。比如，当初我在北京和上海的实验室发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研究，并发现许多研究人员并不想将论文投向《细胞》，这就是《细胞》的损失，所以，我就努力向研究人员介绍《细胞》，并鼓励他们投稿。我不仅仅拜访中国的实验室，我还经常拜访美国和欧洲的实验室。期刊编辑的工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要尽最大努力确保期刊有趣、有价值。”

        “我是《细胞》的大使。”她如是说。

        “处理伪造数据问题要十分小心”

        “在科研论文中有不诚实、不规范的做法，但从整体来说这还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如果编辑将太多精力放在这一小部分问题上，会损害整个大的科学利益。”

        在担任《细胞》总编辑三年间，因有确凿的伪造数据证明，马库斯撤销过一篇已经发表的论文；因在同行评审中发现过有作假嫌疑，她拒绝过一篇论文。

        她说，在科研论文中有不诚实、不规范的做法，而且这类事件经媒体曝光后影响会很大，大家抨击得很厉害，但实际上从整体来说这还是非常小的一部分。但她强调如果编辑将太多精力放在这一小部分问题上，会损害整个大的科学利益。

        “科学的发展建立在自己积累的基础上，研究人员总是努力重复已经发表过的工作，再做下一步的研究，如果其他人做同样的实验而得不到同样的数据，作假事件就会被发现，这也是为什么不端科学行为会比较迟一些才会被发现的原因。但对研究人员来说，作假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行为，一旦被发现会给自己带来灾难性的损害。因此，我认为，这也是作假行为极少发生的原因之一，甚至这种事件发生后会引发很大的关注。”

        如果在论文中发现了造假数据，马库斯会怎么处理呢？她会将之公之于众吗？

        “我作决定取决于数据中存在的是什么问题。”她说，“如果我在同行评审中发现数据是伪造的，那么我不会发表这篇论文；如果我对论文中的数据或图片有怀疑，那么我会告诉论文的作者，但我一般不会将自己的怀疑公之于众，因为我只是怀疑，我不确定造假的程度有多大，实施调查需要到实验室收集原始记录、询问当事人等，但编辑部没有实施全面调查的资源。我可能会根据问题的严重程度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研究诚信办公室报告。”

        “编辑和审稿人评估一篇稿件的目的是为了清楚论文的创新性和重要性，而不仅仅是看到它的缺点。他们会尽最大可能仔细确证数据的有效性、数据间的连贯性和实验设计的合理性。如果有人从一开始就蓄意造假，那么没有一个系统可检查出这些问题。《细胞》积极和科学界合作，树立可接受的研究工作的道德标准，但这需要学术界的共同努力。”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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