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职回国还是做空中飞人焦点人物现身说法

7月22－24日，华人生物学家协会第五次年会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召开。该协会前身为吴瑞协会，会员包括北美3000多位华裔生物学精英。

23日晚上，主题为“海归和海外华人科学家如何创造双赢局面，推动中国的科技发展”的专题讨论会，从晚上八点一直持续到将近午夜，会场上讨论十分热烈。

本网记者特将讨论会上的主要焦点问题，整理如下：

主持人：鲁白

讨论人：

金力复旦大学副校长

杨青辉瑞亚洲研发总裁

吴家睿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副院长

徐冠华科技部前部长

饶毅美国西北大学教授

许田耶鲁大学教授、HHMI研究员

施一公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华人生物学家协会会长

讨论人发言

金力：我算是一个模式，大概是国内最早的两边来回跑的，97年的时候在上海还没有这种模式，所以叫做“金力”模式，后来叫做“哑铃”模式。

我在2003年出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长，跑到2005年认识到太辛苦，太累了，所以才全职回来。对一个人来说，有两点比较重要：吃和住。住肯定是美国好，不过吃肯定是中国好。

回国做研究比较简单，做行政难度则比较大。尤其是像复旦这样的老牌学校，负担很重，比如，怎么样发挥大家的积极性，怎么样把管理变成服务，如何说服学校进行改革。三年下来，学校对我们很满意，从2002年到2006年我们的科研经费增加了200%，而且完全是靠研究人员自己努力争取的，学校没有增加一分钱。现在学校就让我多做点事情，让我当副校长。复旦要启动自己的“百人计划”，希望大家关注。

杨青：我在六年前加入辉瑞，到处跑。去年夏天我回国了，海归经验不到一年。

目前各大制药企业都争先恐后在中国和印度建立研发中心，或者进行研发外包。小小的上海张江高新技术开发区，目前有了6个大制药厂的研发机构。此外研发外包也蒸蒸日上，发展很快。

我认为现在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但是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有很大的风险。回不回国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情。对于那些喜欢主持大工程、带领庞大的队伍或者从事行政工作的人，这是个独特的机会。

吴家睿：我属于锤子型的，我的情况是一锤子买卖。97年10月我全职回国，就没有再离开。我在瑞士取得博士学位，在美国做了三年博士后。

大家都喜欢美国精神，中国也正在向这个方向转变。中国这几年变化确实非常大。我当年回到上海生化所的时候就从未去过上海，也不认识那里的任何人。这说明中国现在可以提供机会给那些有志于科研事业的人，虽然还不能和美国比。

我认为，在中国做事业好，生活也好，在国外比较无聊。

许田：两边跑的模式也有基础，当年我们这些人出去的时候是小兵，是一心一意要回来的，后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没有回来，但是一直很关心国内的发展。看到祖国天翻地覆的变化，确实很激动，希望为国家做点事情。我通过这几年在复旦做事情，发现可以实现双赢，对复旦、对我们自己都有帮助，甚至是三赢，也就是对美国的大学也有帮助。

像我们这种模式有很多困难，但是也有优势。当年觉得自己牛的不得了，但是越学习越发现要学的很多。美国的管理系统是很先进的，是行之有效的，这个我们也能帮助国内学习。另外一个优势是他们敢于说话，容易发表批评意见。

徐冠华：不讲稿子了。因为稿子与大家迫切想要听的不太一致。我就回答大家的问题，参加讨论。

半个月前，我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考察。我曾经去过那里很多次，但是这次特别兴奋，因为三年内这个所已经实现了振兴。

有人说这个研究所用了国家太多钱，我不以为然。算一笔帐：这个所只用了国家5个亿的投入，其中2个亿是基本建设，1.5个亿是设备购置费，还有1.5个亿是三年的科研经费，但是已经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今年上半年，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就发表了4篇Science、Nature文章，非常值得振奋。

我是和美国科学院院士毛河光教授、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张存浩一起去的，还有几个高级专家，大家一致认同这种模式。我知道海外华人还有很多顾虑，但是我认为生命科学研究所能够成功说明了一下几个问题：

1．国家的稳定支持很重要。我问过吴瑞教授，美国的稳定支持占全部科研经费的百分之多少？他说是80%，我说那好，我们先学起来。

2．要有一个竞争的机制，由项目的竞争转为人员的竞争，而且不是每年考核，而是给人才5年的时间来发展。

3．从服务的角度进行管理，为大家创造良好的科研条件。

4．智刚（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行政副所长）是一位了不起的科学家，全职回国就做一件事，就做管理，我不是说让大家都做所长，做管理，但是我们需要一些人安下心来，一心一意做管理。这为大家树立了一个榜样。

现在大家还是有些担心，稳定的支持会不会因为人事变动而有所改变。而且现在生命科学研究所还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流动人员的住宿问题、博士点硕士点建立问题等等。但是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了。

毛河光院士曾经向我建议，如果我们在中国各个领域搞10个这样的研究所，然后再逐步扩散，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为以后创立一个良好的科研体系创造条件。我听了以后很高兴。

我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但是仅仅是第一步。要做第二个、第三个还很难，但是我们已经开始走了。

现场提问部分

国内外管理体制很不一样，诸位能不能谈谈你们碰到过的困难和问题？

吴家瑞：每个人的模式、情况都不一样。各个学校研究所的管理体制也不一样。

1999年成立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当时成立的目的，就是要把管理体制改得更加有效，与国际接轨，所以现在与国外比较像了。

正像刚才大家说的，我们这些人回来不仅仅是为了单纯做研究，也是要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提高和改进中国的管理体制。

许田：我也认为中国科研要进一步提高，体制改革确实是最关键的问题。从我们的感受来说，一样要扎根中国，了解国情，如果很不了解，一下子来了期望值太高，就适得其反。像我98年就开始回来招生，06年才建研究所，中间有一个很长的时间了解国情。

当你觉得内外体制不一样的时候，必须与现有的体制一起来改革，如果一上来就是非常对立性的，想把美国的东西完全照搬到中国来，这是行不通的。还有一点，有些很好的主意时机不对也不行。比方说在复旦我们要招人，人事部门权力很大，有自己的规章制度，所以我们要和他们一起改革，事情做成了也是他们的功劳。当然了在原则问题上还是要坚持的。

鲁白：有的时候两边不一样，不一定是哪个一定是对的，一定是错的，我们要摸索出一个适合中国的模式。而且还有文化的问题。

徐冠华：成绩就不谈了，我就谈问题。我把问题都跟大家交代了，反而会鼓起大家的信心。这次制定《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经过了2000多名专家的讨论，而且确实是比较深入的讨论。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从管理的角度看，最大的问题是长期以来对于科技和经济的结合，明显不够深入，有片面性，也有形式主义的倾向。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把基础研究、前沿高技术探索型研究和面向市场的高技术开发混淆起来，把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用同一种模式管理，甚至用管工程项目、管经济的办法来管科学研究，所以必然会出现偏差。

我们感到在这方面过于急于求成，往往要求从探索性研究开始到市场，都由一个研究团队来做。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产业化也没搞好，创新也没搞好，人财两空。

在这次规划里，我们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在项目管理上，我们过去把管理工程的方法来管理科研项目，要求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不够宽容。这虽然只是理念上的问题，却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专家在评议的时候就会考虑这个项目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以前有没有人成功过？外国有没有成功过？成功过的项目就容易通过，反之，一些有争议的项目就不容易通过。这样无形中鼓励了跟踪式的倾向而不是创新性的工作。

另外，目前是关注项目多，关注基地、关注人才培养不够。因为基地和人才是着眼于长期未来的，而项目是过三五年就要交帐的。目前各个研究所的所长手头上的钱也很少，很难及时支持最近的前沿动向。大家都提到了，能够用于人员的费用太少。这就造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项目费不能用于流动人员的工资，比如博士后、研究生等等。

科技不是工程，科技首先是人才！如果经费不能首先用于研究生、博士后方面，我们的工作怎么做呢？这次《规划》大家统一了认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就走出了一个新的模式，要增加原始性创新。

基础研究的模式必须改变，这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以前也做了一些努力，但是现有的模式要改，不能一蹴而就。

鲁白：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是一种体制外的模式，不属于任何部委，这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不受体制内各种捆绑，坏处是，王晓东就曾告诉过我，为了一点很小的事情要很费劲地去解决。另外一种模式是像在大学里的合作模式，还有比如科学院里面改革制度，完善制度。还有比如在地方上，省市一级并没有外国机构或者人员的支持，也可能自己搞一些创新。还有高新技术企业中的研发。这些都是不同的模式探索。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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