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冠华：北京生命科学所从零开始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正像你说的，不能完全取代现在的模式。比如各个大的研究所都是几十年的老所，都有很沉重的经济负担，比如说要养一大批退休人员，还有很多富余人员，怎样分流安置这些人员，是一个难上加难的问题。一方面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又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所以说建议要搞十个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而不是说把所有的研究机构都变成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这是不现实的。对于大多数研究所来说，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意义在于示范了一种新的机制，并且证明这种机制是行得通的。我们其它的研究所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方法探索机制改革。

 

三个月前我还没下台的时候就拜访了姚期智。我见过他两次。我对他的爱国之心非常钦佩。他也在探索如何在清华搞出新的机制。

 

所以大家不要对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期待太多，但是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会一定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探索这条道路。

 

我在科技部当了12年部长，6年副部长，6年正部长。我们现在经费上越来越有保证。我不认为我们在经费上还有很大的问题。现在中国的科技要发展，必须改革。

 

 

金力：刚回来的人都会明显地注意到国内外的很多东西不一样。这里面既有体制的问题，还有刚才大家提到的文化问题。我认为改变中国文化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曾经带学生去看唐吉柯德。试图改变文化就像唐吉柯德。刚回国的人应该尽快了解国情。我就让三分之一的行政人员不干别的，专门帮助新回来的人适应国内。

 

但是另外一方面，要从根本上改变，需要依靠每一个人，用美国的做事方式在国内肯定行不通，80％的行不通。我们知道很多美国的做法确实好，我们要研究这些做法为什么好，精髓在什么地方，抓住精髓，然后再结合国情。比方说我在生命科学院，我就砍掉了一半管理人员，效率立刻上去了。

 

 

金力：去年我们挺得意的，第一次以一个学院的名义去跟工业界募捐，就捐到了280万，但是目前中国没有免税机制，要拿捐款免税非常困难，中国对基金会管理很严，我们这280万就是先得捐给中国教育基金会，然后再转给我们，中间的过程非常复杂。

 

杨青：现在制药公司和很多大学研究机构通过合作项目来赞助科研，这也是一条路。

 

 

吴家睿：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如果要有家庭，肯定要考虑家庭因素。我当年是一个人，比较方便。

 

另外要考虑国内的发展情况。当年我回来的时候不像现在一般都有邀请，我当时没有任何邀请就回来了。我就相信一点，要评估国内的情况，比方说现在就是一个回国发展的很好的时机。

 

徐冠华：现在回来的越来越多了，但是尽管现在回来得多了，但是特别优秀的人才还是很少。这是现实情况。我一直强调我们最需要的是尖子人才。因为一个研究院所一个科技企业最核心的就是这一两个人，虽然是团队合作，但是这一两个人能够决定一个团队的最高水平，决定了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我们现在讲要不分国籍、不分肤色、不计代价引进尖子人才。

 

我们正在制订有关政策，因为还没有正式出来，我也不便说。但是总体来讲，要加强尖子人才的引进力度。在这方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是个很好的例子。

 

还有很多实际的问题，比方说孩子中文讲不好、太太不愿意回来等等，这些我都知道。

 

我要强调回来的模式不止一种，可以从回来三个月、四个月开始，暑假一个月，圣诞节一个月嘛。我不是鼓励大家都这么做，而是说可以一步一步来，逐渐了解国内。不然一下子回来了，不适应，心情也不好。欢迎大家以不同的形式回国服务。

 

饶毅：什么时候回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非要得了诺贝尔奖或者成了王晓东（美国科学院院士）才回来。王晓东回国不是因为国家拿了很多钱请他回来的。北京生命科学所是别人发起的，后来碰到了危机，徐冠华部长为了要救活这个事情才去叫了王晓东来。不是说你当了美国科学院院士或者得了诺贝尔奖中国政府才送一盆鲜花请你回来，而且那也不是什么鲜花，当时有很多问题。如果不是吴瑞教授提醒，不是徐冠华部长做了很多工作，北京生命科学所好几次差点彻底垮台。我们当时都以为它一定会垮台的。

 

什么时候回来要看你是要做事情，还是要享受中国给你的尊重和待遇，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刚才那个问题，如果说发傻是说在中国坚持自己的原则，要做事情，为人要正直，要发表意见，要继续发傻。我自己就带头做过发傻的事情。我对科技部提了那么大的意见，可是科技部没有处理我。徐冠华部长从来没有动用他的行政力量干涉我，《自然》增刊上的文章是在2004年11月发表的，我在生命科学研究所开始有实验室是在2005年初。徐冠华部长从来也没到研究所说，唉，王晓东，你把饶毅的实验室关掉，把饶毅赶出去！

 

我这样背景的人和徐部长肯定有不同意见。前一阵子徐部长还征询我的意见来着。有的是我错了，有的不一定是我错了。所以中国是在进步，现在的中国不一样了，可以发傻。这个问题，郝忻（记者）可以去讲，可以到Science杂志上讲去。

 

许田：中国这几年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原来要有关系才行，现在只要做出成绩来就可以得到承认。如果年轻的课题组长（PI）刚起步，又要做学术又要搞关系，即使你是天才，这个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年轻的PI一定要集中精力搞科研，把学术搞好。而且如果我们的系统是只有是做了官才能拿到经费，那么一代代的聪明人都会去做官。如果是大家关注学术，那么虽然需要一些人搞管理，也就有人专门搞科研。这几年的最大进步是大家可以专心搞科研。

 

 

鲁白：有一个著名的80/20规律，就是80%的好论文是20%的人发表的。我觉得在现在这个阶段，国家政策向北京上海这些城市倾斜是有道理的。当资源充足的时候，可以慢慢向边缘地区渗透。

 

 

鲁白：这位同学讲的很感人。饶毅说他要回来就去中学，我要回来就去小学。（全场大笑）

 

许田：你讲的非常好。要创新就是要培养人。我们在复旦开了很多本科生的课，花了很多精力。科学院系统跟大学教育是脱节的。在美国大学教学与科研就能实现双赢。我觉得应该更多的关注这个事情。

 

 

徐冠华：我很熟悉付教授。您发起的120名教授的联名信我拜读过，我也请付教授来中国深入交换过意见。我很钦佩付教授的爱国之心。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就向公众展现了一种新的模式，16位PI每人200万，这个数目并不是很大，因为虽然每个人的经费高了，但是人数很少，不像有的研究所，动辄上百人。我们就是希望通过生命科学研究所这种模式得到大家的认同。

 

这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拿到200万并不容易。大家不能都期望不论去什么地方都能获得200万，这不现实。我们现在的机制还是主要资助项目，所以大家还是要通过申请项目来获得资助。像在座的各位，回国来得到200万资助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真的不是很难。

 

 

许田：我认为一定要对双方学校都公开，让他们双方讨论解决。比方说复旦和耶鲁就签署了有关协议。

 

 

金力：我觉得这个政策长期对国家的发展有利，但是短期来说，对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非常有害。因为本来研究生名额就有限，好容易招进来，又不得不送出去。很多回国的PI说了，我来你这个学校就是冲着好的生源来了，现在连生源也没有了，我回国干什么来了？所以我觉得受影响的大学应该联合起来，想出一个办法，看看怎么能把这些资源用于年轻的PI身上。（全场热烈鼓掌）

 

许田：我完全不同意金力的看法。大家看看改革开放这30年，大批的人出去了，现在又有很多回来了，可见当年邓小平同志很英明。现在国内培养人才的能力还不够，不送出去培养，大家都留在家里种田有什么好？（听众大笑）

 

中国人太多了，聪明人太多了，留下来的已经足够好了，我们在复旦招的研究生哪里是最好的，最好的早就出去了，哪里会留在里面？但是留在里面也已经足够好了，中国人实在是太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