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而一些曾被控制的传染病也卷土重来。随着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微生物对人类健康的威胁日益加剧。在日前召开的“首届国际生物经济高层论坛”上，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研究员曹务春详细阐述了这一现状。

曹务春指出，自1973年以来，约有40种新病原体被发现，严重影响了全球经济发展和人类健康。例如，拉丁美洲的霍乱、印度的肺鼠疫、刚果的埃博拉出血热、美国的食源性沙门菌感染、汉坦病毒引起的肺部综合征、亚洲的禽流感（H5N1）、澳大利亚的汉德瑞病毒感染，以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尼帕病毒感染。SARS病毒首次在中国出现并传播至27个国家和地区，导致8422人感染，916人死亡。影响传染病出现的因素包括人口流动、行为习惯、跨国旅游和贸易、微生物适应与变异、人群易感性、气候变化、生态系统改变、经济发展与土地利用、公共卫生措施失败、贫穷、战争和饥饿等。

新老传染病同时出现。曹务春强调，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也增加了微生物威胁。在实验室中，通过常规DNA重组技术合成新型致病性病毒颗粒（如人造脊髓灰质炎病毒）已成为可能。改造病毒以增强其致病性也相对容易。例如，美国科学家通过微小改动流感病毒，重建了与1918年大流行几乎相同的病毒，相关成果发表于《自然》杂志。此外，生物安全过失导致的实验室事故也构成潜在威胁。2003年SARS暴发后报告的15例病例中，11例直接或间接由实验室感染引起；同年还发生了多起炭疽等病毒感染事件。

人类健康面临微生物威胁。曹务春指出，全球包括中国在内正面临流感大流行的威胁，而SARS威胁尚未完全消除，因为其冠状病毒的动物来源仍不明确。除新发传染病外，中国还受到艾滋病、结核病和病毒性肝炎等再发传染病的困扰。其他具有重要公共卫生意义的疾病包括钩端螺旋体病、血吸虫病、乙型脑炎和出血热等。尽管中国在2000年京都会议上被确认为自1995年以来无脊髓灰质炎病例的国家，但近期从贵州几例患者中分离到疫苗相关脊髓灰质炎病毒，表明仍需警惕。今年春季安徽等地的流脑疫情和夏季四川的猪链球菌感染暴发再次敲响警钟。这些新发及再发传染病不仅严重威胁中国人民健康，也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我国如何应对微生物入侵。曹务春建议，防御微生物威胁的最佳途径依赖于科学进步、应对能力提升，以及医疗卫生、农牧业、科研单位和企业间的密切合作。中国已加强相关立法，2003年实施《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04年修订《传染病防治法》。公共卫生基础设施通过完善疾病控制和公共卫生系统、在不同层级建立疾控中心（CDC）得以强化。自2003年以来，政府投入数亿元人民币用于检测、诊断和预防，以提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同时，对公共卫生官员和医务工作者的培训已启动，部分课程纳入医科大学教学。国家传染病监测系统得到改善，传统的手工报告卡邮寄或传真方式已被全自动疫情信息报告系统取代。国家还投入资金用于疫苗、药物和诊断技术的研发。科技部已启动新发传染病防治研究专项，以及快速检测、鉴定和消毒技术等生物危害防御研究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