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排行榜惹起的是非历来不少。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深度报道，对大学排行榜的商业化操作作了全方位的披露。5月6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文章，报道了教育部对大学排行榜“不组织、不赞成、不支持”的态度。

　　民间机构推出的大学排名由于数据来源不够可靠，导致排行榜在准确性方面大打折扣。加之部分排名明码标价，使排行行为成为地地道道的商业行为。从效果来说，这种排行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对读者来说是一种误导，也遭到大学人士的批评。

　　但是，如果就此将民间机构推出的大学排行榜“一棍子打死”，可能对正处于蓬勃发展期的中国高等教育是一种损失。

　　大学作为一种根植于民众、服务于国家的教育机构，不仅需要官方的资助和评判，更需要来自民间的关注和打量。排名涉及大学绩效责任报告的问题——大学的成绩和公共资源投入所产生的效果。大学绩效责任报告的考核主体有两类，一是政府，二是民间。政府对大学绩效责任的评价，包括资质认证、周期性评估、外部专家评估、审查核查、目标责任合同、科研评价等。政府对大学绩效责任的考核，一般只作为资源配置的依据。

　　而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大学更多的利益相关者——期待接受高等教育的报考者、渴望招募到优秀毕业生的雇主，以及对教育质量和劳动力市场信息非常关心的公众——需要了解大学。

　　由民间机构推出的大学排名，是从市场角度来看待高等教育机构，正好满足政府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大学了解的需要，这种排名可作为政府、认证机构以及其他独立评价机构所从事工作的补充。

　　在这个意义上，教育主管部门对民间机构推出的大学排行榜采取“不组织、不赞成、不支持”的态度，可能有待商榷。

　　“不组织”或许意味着教育主管部门对开展大学排行工作的民间机构不进行资质认定，也不对其排名的目的、指标设计与权重分配、数据的收集与处理、排名结果的发布进行有效的评估、监督和管理；“不赞成”意味着教育主管部门不对民间机构的大学排名工作持积极态度，不对其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予以认可；“不支持”应该意味着教育主管部门认为民间机构的大学排名行为没有必要，可以取消。

　　教育主管部门与其对民间机构推出的大学排名采取“不组织、不赞成、不支持”的方针，不如采取更为进取的态度：有组织、严要求、高质量。“有组织”是对民间大学排名机构的认同和接纳，建立综合排名、科研排名、社会声誉排名等相互补充的排名体系；“严要求”是对民间大学排名机构资质准入的限制和排名科学性的监督；“高质量”是对排名质量的承诺、对排名结果的期待。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保障民间机构大学排名的“高质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和华盛顿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于2004年共同发起成立的大学排名国际专家组(IREG)，于2006年讨论通过了一系列高等教育排名的质量原则和操作范例——“高等教育机构排名的柏林原则”。

　　“柏林原则”提醒，“排名应该有一定的道德标准并吸收好的操作方法”，“应该考虑采取评价高等教育机构的方法去评价排名本身”；“柏林原则”还告诫，应该“采取体制性的措施增强排名的可靠性”。

　　“柏林原则”所提出的“体制性措施”，即通过外部监督方式促进排名的科学性。而外部监督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由民间排名机构自行设置的排名顾问委员会或监督委员会，二是政府的民间排名机构资质认证、排名方法、数据来源、道德水准等方面的监督和评价。

　　目前，全世界影响较大的大学排名不少于45个，这其中既包括加拿大的《麦克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组织的全国性排名，也包括《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上海交通大学组织的全球性综合排名，还包括地区性排名和专门的科研排名。

　　笔者希望，未来我国民间机构的大学排名不仅促进中国大学的脱颖而出，而且能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中科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