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侵鱼带来的危害

自从亚洲的麦穗鱼（鲤形目鲤科）被人们带入罗马尼亚的池塘以来，麦穗鱼在欧洲的增长速度非常迅猛。麦穗鱼一旦适应了当地的生长环境，当地鱼就将面临灭绝的危险，如欧洲的Leucaspius delineatus正在消亡。调查表明，这些鱼种的消逝很有可能是由于亚洲鱼携带的感染性病原体造成的，而这种病原体对于亚洲鱼来说并不致病。这就表明欧洲其他鱼种也有可能受到病原体的侵害，同时，也给水产业一些警示。

哺乳动物的毒腺

哺乳动物中唾液系统中含有毒腺的非常罕见，仅仅在鸭嘴兽，加勒比海沟齿鼠，一些shrew（鼩鼱）类动物中发现过。但在阿尔伯达的中部的古新世化石沉积物中发现一种含有毒腺的哺乳动物的样本。这种哺乳动物武装非常奇怪，体积较小，是食虫类动物。世界上尚未发现与这种动物相类似的哺乳动物：毒腺传递系统中有特殊的牙齿参与，尽管这种牙齿在功能上与现有有毒哺乳动物的牙齿相似，但在结构上却完全不同。这个动物的样本据估计有6千万年的历史了。

蜂雀的飞行方式被误解了70年

在七十年前，蜂雀的飞行第一次被搬上荧幕的时候，人们看到蜂雀对称型的上冲和下俯飞行运动，认为这两种运动所负担的分量应该相当。这就引发人们的推测，认为蜂雀的盘旋飞翔肯定在生物力学和空气动力学上，采取与昆虫飞翔相同的方式。最近的有关盘旋飞翔的研究表明蜂雀尽管在空气动力学上与昆虫分享着相同的技巧，但它们依然保持着鸟类的飞行特性。它们保持着鸟类的翼型，同时，在产生升力方面，其翅膀向下拍打时的效力是向上拍打时的3倍。

称赞软科学

‘硬’科学家们应该放弃瞧不起社会科学家的想法，而应该和他们一道分享可以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

在生物学、物理学以及其他的研究机构的传统观念看来，社会学是一门‘软’科学，缺少方法论上的精确性。正是有着这种想法，人们才会在今年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Alan T. Waterman奖的殊荣颁给一位社会学家--Dalton Conley（纽约大学）之后有所非议。

Conley擅长于细致研究贫困群体的经济情况，据闻他反对用那种因为无法精确计算而粗略研究的态度。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研究机构需要支持更多像他这样的社会学家们，因为他们的研究对于社会上的重大问题有着重要价值。

打个比方，例如在对待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显然在这两个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当中，人类的行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因素，但是在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倾向于通过现象当中自然因素方面的研究来解决问题，而将一些人类行为的研究（常常被认为是‘软’科学）置于次要地位。

又或者是拿生物医学和公众健康的关系来作探讨。美国已经建成了一个基金充裕、仪器精良的科研系统来进行药物的研究和开发。但是如果病人没有正确地使用药物，或者药剂师反复误解了医生的处方，那么再好的药又有何裨益？1999年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发现，由于医学的错误（人类的错误）引起的死亡人数有98000个/年，这个数字超过因为交通事故，乳房癌或者HIV/AIDS引起的死亡人数。就这个问题而言，难道解决问题的方案不应该更侧重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吗？

即便是社会科学中自信的论断，也很少得到外部人士的认同。就如Harold Wilensky（加州大学Berkeley分校的一名政治科学家）在《美国社会协会杂志》中说的那样：社会科学家已经找到了一些具体解决实际问题的措施，如犯罪的预防、健康卫生的疗护等等；然而他们的建议大多被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忽视。同时，Wilensky强调，在北欧和日本，政府对于社会学家的发现的关注和执行有着良好的历史记录。

社会学家的建议可以进一步探讨，因为很多结论往往有着社会学家自身观点的局限性。很多他们的工作在政治上来说是有争议的（就本质而言），而且在传播这些观点的时候，往往因为简单地说成‘相对论’而减少了观点本身的可辩性。有着如此多的有天赋的业余爱好者，社会科学家享有比天体物理学家更多的时间来阐述他们研究的领域。我们当中很少有人了解很多有关宇宙的动力学机制问题，但我们了解很多有关人类自身的问题，至少我们认为是这样的。

所以，社会学家们有责任完善他们的研究方法，并确信已经准备好了外界人士的检查。国家科学基金已经认识到了增强社会学科的必要。从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国家科学基金已经在给社会学，行为学和经济学的董事会提供更多的支持。

同时，在学校里，‘硬’科学家们也应该放弃他们对‘软’科学家们的轻蔑态度。关于社会的研究不可能仅仅留给诗人和政治家们。随着人们对于自身行为更好了解的迫切愿望，物理学和生物学系统的压力明显增加，这个时候，就急需作为科学的两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和睦才能更好地了解人类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