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在美国新泽西州一个由鸡舍改造的工作间里，尤金·加菲尔德博士首次提出了“引文索引”的概念。他未曾预料到，这一概念会在中国引发如此独特的现象。1963年，加菲尔德以私人身份出版了第一期《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CI）。几十年后，SCI成为中国科学界最时髦的词汇之一，职称评定、奖金、评奖、经费申请乃至院士评选，无不与SCI挂钩。
“SCI成了Stupid Chinese Idea（中国人愚蠢的想法）。”中科院院士李国杰这样戏谑地评价。近日，李国杰主持的中科院计算机所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李国杰表示，将共同制定学术水平评价标准，尤其是要率先取消SCI评价标准。“仅拿SCI来衡量学术水平，是非常错误的。”这位“龙芯”1号CPU流片研制的领军人物说。
李国杰院士的尝试基于科学界许多人士的看法：SCI已成为衡量大学、科研机构和科学工作者学术水平的最重要甚至唯一尺度。某著名大学2001年规定，申请教授职务者至少需有一篇SCI收录论文。李国杰称，多数重点大学要求博士生必须发表SCI或EI论文才能毕业。
然而，SCI原本只是一种强大的文献检索工具。它通过独特的“引文索引”，将一篇文献作为检索词，收录其所引用的参考文献并跟踪其被引用情况，从而掌握研究课题的来龙去脉。汤姆森科技信息集团中国区总裁刘煜表示：“你可以了解这个课题最新进展是什么，这就是科学引文索引最基本的目的。我们称之为‘越查越旧，越查越新，越查越深’。”SCI由最初的印刷出版物，经历光盘版，发展为网络版（Web of Science），可无缝链接到全球近9000种核心期刊，回溯自1900年以来的科学引文，全球有900万研究人员在使用。
按照加菲尔德的基本思想：一项研究工作的质量由其影响力衡量，引用率越高，影响力越大。但加菲尔德始料未及的是，SCI的问世极大刺激了科学计量学的发展。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研究员庞景安认为，“SCI正成为现阶段科学管理和科学评价不可替代的强有力科技评估工具”。2005年9月，加菲尔德慨叹，这个主意“如此饱受争议”，“像核能一样”成为“好坏参半的东西”。
“这本身是一个比较聪明的想法，”李国杰说，“问题出在我们对它的滥用。”上世纪80年代末，南京大学率先将SCI引入科研评价体系。据南大前校长曲钦岳教授说，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转型期国内学术界存在不正之风，缺少客观评价标准；二是某些专业国内专家少，同行评议不现实。李国杰认为，当时引导科研人员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对改变“文革”以来坐井观天的研究风气起到了积极作用。
SCI的引入很快引发了高校排序竞争。从1987年开始，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受原国家科委委托，对科技人员论文发表和被引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1992年至1998年间，南京大学被SCI收录的论文数连续排名全国高校第一。各高校跟进，将SCI与职称评定、科研经费挂钩，并制定奖励政策。发表一篇SCI论文，奖金数千元，有些学校甚至逾万元。目前，全国多个高校每年被SCI收录的论文已超过2000篇。根据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2005年12月6日发布的数据，清华大学2004年被网络版SCI收录的论文总数达2321篇，居全国高校首位。我国被SCI收录的论文总篇数，从1981年的不足5000篇激增至2004年的57000多篇，有人称之为“SCI大跃进”。
但论文质量远没有数量增长得快。李国杰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2003年引文数世界排位第18位，但篇均引文数排到124位。科学界不少人士担忧，一些学者为追求论文篇数而炮制低质论文。一位土木工程系副教授说，不少学者采取“伎俩”，如将一篇论文拆分成几篇发表，或改头换面同时向几家期刊投稿。国内一些学术期刊为提高“影响因子”，要求作者大量引用自身文章，高自引率成为公开的秘密。
SCI被“异化”的状况，随着所谓“SCI大师”的出现显示出讽刺和幽默。新语丝网站曾爆出武汉某学院一位教授，2003年发表65篇SCI论文，平均不到一周一篇。更有甚者，东北某大学一对教授夫妻，平均一天发表一篇SCI收录论文。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金碧辉称，被异化的SCI已与最初目标背道而驰，“许多科研人员正在沦为论文机器，他们已经搞不清楚做研究的目的到底是为了追求真理，还是为了发文章。”
汤姆森集团高层曾表示：“SCI是一个客观的评价工具，但它只能作为评价工作中的一个角度，不能代表被评价对象的全部。”李国杰更倾向于同行评议：“评价成果，评价论文，评价人，我觉得最基本的手段就是同行评议。”他正尝试在计算机所这个小圈子里建立民主公正的氛围。关于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合作中取消SCI评价标准，目前并没有更详细的计划，“只是有这个意向”，也未写进合作协议书。
2005年12月中旬，李国杰出任理事长的计算机学会下属青年科技论坛举办了主题为“从SCI反思中国的学术评价体制”的论坛。论坛上人们质疑：为什么SCI产生在美国，国外却没有出现像国内这样的“SCI现象”？为何同一种工具有着不同的命运？法学家邓正来认为，有多种原因，但“最重要的问题”是“政绩的表现最后就是数量”，这是“整个政治经济利益下的一个共同的结果”。李国杰表示，要改变现状需要时间和过程，“只能从一点一滴做起，需要一些人带头，需要有一些所谓有志之士，需要一些先驱者去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