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底，《自然》杂志评选出年度十大科研热点，干细胞研究位列其中。美国哈佛大学干细胞研究所的凯文·埃根（Kevin Eggan）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他于8月成功利用人类胚胎干细胞系替代了以往克隆研究中常用的人类卵细胞，突破了干细胞研究的伦理“瓶颈”，避免了道德卫道士的攻击，引起科学界广泛关注。

埃根的研究是将成年人类皮肤细胞（成纤维细胞）与人类胚胎干细胞系（由人类胚胎组织分离纯化并可大量增殖的一类细胞）融合，产生一类新的“杂种”细胞。原本相对成熟的成年皮肤细胞基因组在“杂种”细胞中“重调”至胚胎期状态。这样的“杂种”细胞理论上具有生命个体发育初期的某些特性，可以不断繁衍分化，产生具有各种特定生物功能的细胞。

“成熟基因组‘重调’回胚胎期并非新鲜事，它正是克隆动物的实验基础。”肯塔基大学医学研究中心的华裔科学家陈锦辉教授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专访时评论道，“通过细胞核移植技术将体细胞的基因组转移到去核的卵细胞中，形成一个新的细胞（可视为最幼期的胚胎期干细胞），在动物子宫中发育产生生命个体，这就是动物克隆。在这个过程中，成熟的体细胞基因组‘重调’回胚胎期，并在发育过程中产生各种其他类型的细胞。”

既然通过卵细胞进行克隆研究已有成功先例，为何科学家还对其他类型的干细胞研究兴趣浓厚？陈锦辉教授解释说：“用卵细胞进行研究有技术局限和伦理争议。卵细胞本身无法大量增殖，若未来通过干细胞移植治疗人类疾病，难以提供大量细胞。更重要的是，采用人类卵细胞进行克隆研究，实验过程中会产生发育初期细胞团，这些细胞团若植回子宫可能产生人类胚胎。若将这些细胞团用于实验，从某一角度看，会被视为扼杀潜在生命个体，从而遭遇伦理争议。”

过去若干年，由于强烈的伦理争议，美国宗教界、科研界对干细胞研究的支持与限制一直争论不休。据安大略宗教容忍顾问会统计，58%的美国人支持干细胞研究，反对者占30%。

1997年，第一只克隆羊“多利”在苏格兰诞生，标志着“克隆”时代的开始。对“克隆人”的恐惧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时任总统克林顿决定5年内禁止使用联邦基金资助克隆人计划。然而，随着别国科学家在干细胞研究领域的不断进展，美国人开始担心“掉队”。2000年8月23日，克林顿同意利用联邦资金进行克隆人类胚胎的研究，因其将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潜在益处”，但对干细胞研究的技术手段作出一定限制。

争论并未停止。2001年7月31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禁止克隆人的法律，对违反者最高可处10年监禁和100万美元罚款。但该法案未在参议院通过，原因是担心立法会阻碍克隆研究在医疗方面的应用。2005年，布什总统签署《干细胞研究促进法案》，放宽了对干细胞研究的部分限制。

当干细胞研究在伦理争议中磕磕碰碰前进时，埃根的研究无疑为突破技术局限和伦理争议提供了可行方案。在他的实验中，由胚胎干细胞系融合外来细胞产生的“杂种”细胞具有双倍于人类体细胞的遗传物质，不存在产生人类胚胎的潜能。而且，“这些细胞团已跨越个体发育的初期阶段”，即使在将来将“杂种”细胞的部分遗传物质抽离形成与人类体细胞相同的基因组，它们也“不再具有植回子宫发育成人类胚胎的可能性。”陈锦辉教授解释道。

更令人欣喜的是，胚胎干细胞系是一类可以大量增殖的细胞。无论是进行基础科学研究还是医疗应用，它都可以简便、迅速地提供充足材料，相比于费时费力收集的人类卵细胞，为科学家提供了极大便利。

那么，人们是否有理由认为，干细胞技术广泛应用于医疗的时代很快就会到来？

“事实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陈锦辉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评论道，“干细胞技术用于医疗的理论基础在于其特性：可以大量增殖并产生各种其他类型的细胞。因此，在组织损伤和一些基于细胞缺失的疾病治疗中，比如帕金森病、神经损伤等，将经过一定处理的干细胞移植入细胞缺失部位，由干细胞产生新细胞代替原先缺失或损伤的细胞行使功能，对损伤修复和疾病治疗能起到一定效果。”

陈锦辉话锋一转：“然而，在这一过程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例如：如何控制被移植的干细胞，使之不会无限增殖形成肿瘤；如何诱导干细胞产生所需细胞并和周围环境发生正确联系；如何让这些新生的外来细胞免受母体免疫系统的攻击等。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科学家进行大量研究工作。干细胞医疗研究虽然前景光明，但道路依然漫长曲折。”

埃根及其研究小组的研究兴趣似乎尚不止于经典的干细胞“移植”理念。他们在2005年8月26日的《科学》杂志中提到：“我们的发现说明……除了卵细胞之外，人类胚胎干细胞系可以提供一个有用的实验平台，用以研究如何让成年细胞年轻化。”套用一句改头换面的歌词：“时间是怎么样爬过了基因组，干细胞让我们都清楚。”

再发挥一点想象力，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成年人的每个细胞都可以“年轻化”。也许，人类期待已久的青春重现将不再是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