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10日，韩国首尔大学调查小组宣布，黄禹锡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两篇干细胞论文（《科学》2004年第303卷第1669页和《科学》2005年第308卷第1777页）全系造假。以下分析揭示了黄禹锡2005年论文如何逃过同行评议和编辑审查。

2005年3月15日星期二，《科学》杂志的在线数据库收到了黄禹锡的投稿。编辑立即意识到这是一篇具有爆炸性意义的重要来稿。该论文由韩国的一个科研团队撰写，描述了利用11名患者的体细胞成功培育出胚胎干细胞系。这是干细胞领域期待已久的突破，被认为是利用干细胞治疗疾病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只意识到论文的“轰动性”，却忽视了其真实性

《科学》杂志的编辑以及9位同行评议专家，只关注到这篇论文可能产生的轰动效应，而未能对其进行详细审查。如今，该论文的第一作者黄禹锡被指控为有史以来最大胆的科学骗子。韩国首尔大学调查组于2005年12月29日宣布，未发现黄禹锡论文中提及的11个干细胞系存在的任何证据。与此同时，位于华盛顿的《科学》杂志编辑部也开始对黄禹锡2005年论文及其2004年论文中的问题展开调查。

《科学》杂志是否察觉到这篇论文的欺骗性？编辑和许多干细胞研究者认为没有：2005年论文得到了同行评议者的肯定，而《科学》杂志非常依赖这些意见来决定论文是否值得发表。“如果造假很巧妙，同行评议人员也很难将其识别，”《科学》杂志主编唐纳德·肯尼迪说。黄禹锡论文中的造假部分，包括经过处理的图片和伪造的DNA数据，都不是评审者能够轻易识别的。

美国物理学会及其九种物理杂志的主编马丁·布卢姆指出，同行评议常常忽视深思熟虑的欺骗，就像忽视诚实的错误一样。“同行评议人员不必判断论文的对错，他们只需表达该论文是否值得发表的意见。”

也就是说，与其他高质量杂志一样，《科学》杂志积极追求的首要目标是：论文能否在科学界乃至更广范围内产生公众效应，并引起他人的敬畏。评论家认为，实践总是与风险并行，因为从定义上讲，第一意味着未被复制。“是评审人员放松了对一篇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论文的评审吗？”《科学》杂志评审编辑小组成员、瑞士日内瓦大学的遗传学家丹尼斯·杜布尔被问及此事。“坦率地说，我不知道。”杜布尔回答。黄禹锡论文在投稿后58天被发表，比平均投稿后发表时间81天稍快。

《科学》杂志也没有制定明确的措施来制止欺骗行为，例如要求作者详细描述他们对论文的贡献，或对图片进行独立分析。后者将在2006年1月发生变化，届时《科学》杂志的工作人员将对近期投稿中的照片进行放大并仔细审查——这是一个在黄禹锡事件披露前就应实施的计划。

收到黄禹锡的论文后，《科学》杂志将其寄给了编委会的两位成员，他们需在48小时内给出意见，确认该论文是否属于可被评审的30%论文之列。随后，杂志社将论文寄给另外四位编委会成员。《科学》杂志拒绝透露审查该论文的编委会成员名单。

同行专家评议的局限性

编委会成员并未调查论文的数据，而是寻找“该文是否新颖、具有创新性、合乎发展趋势，”杜布尔解释道。2005年3月18日，在收到两位编委的肯定反馈后，一位编辑将论文寄给三位干细胞专家评审。一周后（这是一个常见的时间段），论文被反馈回来。

作为评审者，在评审那些未署名的论文时，“看着数据，根本不可能怀疑它是假的，”一位专家告诉《科学》杂志。他说，他所追求的是确保科学家们识别关键标志物，以辨别其他细胞来源的干细胞和与患者相匹配的干细胞DNA“指纹”。在黄禹锡论文中，干细胞图片和DNA指纹都是有序的，他说。

事实上，这些声称来自患者体细胞的独特干细胞图片既不独特，也不来自患者。这些干细胞提取自受精的胚胎。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声称，现在分析发表的论文发现，被认为是不同的克隆干细胞，都是复制的或者是相同干细胞的重复。

但是胚胎干细胞常常看上去很相似。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约翰·吉尔哈特说，事实上，你不可能看着一张图片就说这是复制的。作为《科学》杂志编委会的一员，吉尔哈特拒绝回答他是否在该论文发表之前审阅过它。即使现在知道这篇论文是假的，吉尔哈特说，对这种造假的诡计，自己的肉眼还是很难识别。

该论文还展示了DNA指纹，声称是与患者DNA相匹配的干细胞系。这里，同行评议者再一次被愚弄。根据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的调查，该指纹分析仅仅是使用两份相同的患者DNA获得的（图3）。只有通过监测正在进行的实验或分析被检测的样本，这样的欺骗才能被揭穿。剑桥大学的戴维·阿尔特舒勒说，在对该论文的怀疑刚被提出时，他就开始关注论文中的DNA指纹数据，但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是，试管里的样本是来源于供体（患者），还是来自于干细胞系的DNA样本，”阿尔特舒勒说。

虽然黄禹锡论文中的造假很难被审查者发现，但同行评议系统的支持者承认，该系统并不十分安全。1997年，《英国医学杂志》的编辑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们在一篇短论文中插入8个错误，并请科研人员去鉴别这些错误，共有221名科研人员做出了回答。“被发现错误的中位个数为2，”理查德·史密斯说（他从1991年至2004年一直在《英国医学杂志》担任编辑工作），“没有人发现的错误超过5个，16%的科研人员没有发现任何错误。”

一些杂志也采取了措施以保持自己的杂志更加干净。从2000年左右开始，《美国医学会杂志》和其他主要医学杂志一起，开始要求每一位作者陈述他们在研究中所做出的贡献。“很显然，人们可能撒谎和欺骗，但他们不得不具备和他们的同伴所知道的所有知识，这个比较难做到。”《美国医学会杂志》责任编辑德拉蒙德·伦尼说，他在1996年提出了这个主意。“再后来，他们必须对此负责。”

虽然这项制度在很多医学杂志都是强制执行的，但布卢姆的物理学杂志和《自然》杂志是自愿的。《科学》杂志没有采纳这个方法。“假如一篇论文是错误的，并不得不被撤回，那么每个作者都站不住脚，”肯尼迪说。他认为陈述贡献“在管理上很复杂”，作假者对于他们的贡献很可能不诚实。

但是一些科学家，如杜布尔和吉尔哈特，则认为《科学》杂志应该要求作者描述他们的贡献。吉尔哈特说，那些参与黄禹锡研究的人“应该有一些相关记录的。”

吉尔哈特认为，现在也许比较容易去追究责任，另外也应该明确另一位领导作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大学的杰拉尔德·沙滕的作用。领导作者常常要为数据的诚实负责任。作为韩国黄禹锡科研小组的顾问，沙滕遭到了强烈的批评。匹兹堡大学已经展开了相关调查，调查沙滕在黄禹锡研究中的作用。

肯尼迪说，由于黄禹锡事件的不良后果，《科学》杂志编辑将进行一系列讨论，以提高他们对论文的评估能力。但是首要的是，作为一本高质量杂志，出版宗旨是一件不可能改变的事情。“大家都希望令人兴奋的成果，但是有的时候，标新立异、振奋人心的成果往往没有相同数量的支持数据，像其他被一次又一次重复的事情一样，”《科学》杂志生命科学方面的责任编辑卡特里娜·凯尔纳说。在衡量是否发表这样的论文时，“常常只是根据一个判断的电话。”

阿尔特舒勒认为，不像教条，科学研究极少直到它们被复制了才被接受。像黄禹锡论文这样的骗局，科学常常失去在大众中甚至一些科学家中的声望。阿尔特舒勒说，“在从某些事情中获得很多以前，总是想着看看它们是否能被重复，也许这样的文化才是健康的文化。”

（《科学》2006年第311卷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