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累计出国留学人员约160多万，截至2009年底，回国人数约49万，占比不足30%。高端人才回国比例更低，例如在美国科技工程领域的博士毕业生，回国率仅约8%。与此同时，我国对外国人才的吸引力不足，导致巨大的人才逆差。——王辉耀

“人才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2010年6月6日公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序言中如是强调。

未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如何吸引更多人才来华发展？近日，参与该纲要起草和制定的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专访。

硅谷由外国移民参与创办的公司占一半以上，我们这里极少

中国青年报：在近日举行的《201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蓝皮书》发布会上，您提到目前人才就业存在结构性问题，具体指什么？

王辉耀：按人口比例计算，我国大学生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仅为9%，而发达国家至少为20%，加拿大甚至接近50%。因此，大学生就业难并非因为大学生过多，而是经济结构失衡所致。目前，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仅占GDP的40%，而发达国家为80%。同时，过去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如修路、建桥，主要拉动农民工或蓝领就业，对大学生就业的拉动作用有限。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王辉耀：我们极度缺乏创新、创业型人才，以及领军型国际化人才。例如，马云创办阿里巴巴，上下游产业链带动了上百万人就业，极大地促进了服务业和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海归李彦宏创办的百度，雇佣了六七千人，其中大多数是大学生。然而，目前对本土创业人才的支持不足，对海归创业人才的吸引也不够。

中国青年报：我们应该如何培养和吸引这些人才？

王辉耀：一方面，教育体系需要改革，联合办学政策可适当放宽。例如，我们缺乏创业型教学力量，可以聘请外国教授来华授课。国外许多大学设有创业学院，我们也应鼓励创业研究。

另一方面，中国需要制定具体政策，吸引大量人才来华创业。过去我们主要招商引资，吸引跨国公司投资，但许多世界500强企业仅将中国视为加工厂。相比之下，美国硅谷由外国移民参与创办的公司占一半以上，典型代表如谷歌和雅虎。

中国青年报：这与我们的发展模式有关吧？

王辉耀：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的发展模式主要基于“中国制造”。但近年来企业频发的矛盾事件以及金融危机的冲击表明，这一模式亟需转型升级。产业升级必然要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我国正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未来30年，高污染、高消耗、粗放式的经营模式不可持续。我们需要从低成本的“中国制造”转向高效率的“中国创造”，同时从招商引资转向招才引智，经济由投资拉动转向人才拉动。通过修建三峡、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等，中国的硬件基础设施已相当完善，但软件人才仍然匮乏。

中国青年报：除了创新、创业型人才，未来中国还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王辉耀：我们需要从事基础研究的战略型高层次人才，如钱学森、李四光等专业领域拔尖的科学家。至今，中国大陆尚无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们期待零的突破。

我们还可以考虑吸引具有国际视野和政府管理经验的人才，以提高政府效率。此外，社会公益人才也日益重要，公民社会和企业家公益正在成长，例如汶川特大地震和玉树地震中，非政府组织（NGO）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物质生活丰富，社会对这类人才的需求将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