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美国科学院院士，曾分文不取，帮助北京生命研究所站稳脚跟。如今，作为北生所所长的王晓东是否实现了他当初的理想？他和北京生命研究所有着怎样的渊源？如何带领班子走到今天？北生所面临着哪些问题，未来的路在哪里？请看王晓东和北京生命研究所的前世今生。”
2006年，北生所建立后，第一批工作人员合影
2013年9月28日，由香港求是基金会举办的“2013年度求是奖颁奖典礼”在清华大学隆重举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下称北生所）所长王晓东获得100万元杰出科学家大奖，获奖理由为，取得“杰出的学术成就”和“在建设北生所的过程中，为科研环境培育、科研文化形成、科研制度建立以及年轻科学家培养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12月19日，中国科学院授予王晓东科学院外籍院士称号。
一时间，王晓东风光无限。
然而，他内心深处却一直在苦苦思索一个问题，北生所的未来在何方。
“起”于高层发力的“特事特批特办”
熟悉生命科学领域的人，都知道北生所是体制外试验田，不仅享受国家稳定资金支持，其学术成果和学术地位也为业界翘楚，国内顶尖，国际上也不输于发达国家的一流研究所。创办10年，它的辉煌是有目共睹的：仅在《自然》《科学》《细胞》三大国际顶尖科学刊物上就发表论文30余篇。在多个生命科学领域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2011年，美国休斯医学研究所国际青年科学家奖宣布，经过多个国家700多位学者的竞争，27位最终获选，中国获奖人数最多，共7人，4位来自北生所。其中，邵峰实验室在病原细菌入侵和先天免疫系统防御机制方面的研究，以及王晓晨实验室在凋亡小体清除和溶酶体动态调控机制方面的工作，已经处于世界前列，北生所造就了多项中国原创的科学发现，而整个研究所科研骨干的平均年龄还不到40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41岁的研究员李文辉在乙肝病毒感染细胞机理上取得重大突破，将为乙型肝炎和肝癌防治带来新的曙光，有望在未来10年内解决乙肝不能根治的世界难题。
这样一个富朝气、有活力，更具创造力的研究所，在十年高速前进后，如今在资金困窘、人才流失的窘境中却举步维艰，不禁让人反思根源何在。
这就不得不从它的前世谈起了。
北生所概念的诞生源于2000年左右。在新加坡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IMCB）工作的彭金荣（现为浙江大学教授，2010年入选）等6名中国留学生，有感于IMCB为新加坡的生物技术和医药行业带来的原动力和活力，就联名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国成立自己的IMCB。信通过大使馆转交给了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江泽民做了重要批示。随后，朱基总理访问新加坡时接见了他们，当面听取汇报。2001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组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由北京市科委承建，其动机是既想搭上生命科学研究的时代快车，又想在体制外搞制度创新的实验，培养一批优秀科研人才。研究所对外的正式名称为Nation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Sciences，Beijing（直译应为国家生命科学研究所，北京），可见国家领导层对该项事业的重视与支持；筹建工作由北京市科委具体实施，因此中文名称被定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中英文名称的不一致，反映出新单位的归属不够明确；而“体制外试验田”的定位，又意味着它没有编制、没有级别、日后不能享受事业单位的任何福利待遇。这种架构设计给北生所初期的改革探索预留了足够大的自由度，但也为它日后长远的发展埋下了隐忧。彭金荣等6位留学生满怀热情地从新加坡返回祖国，积极投入到北生所筹建工作中。时任中组部部长的曾庆红和北京市市委书记贾庆林都非常重视，经常过问。面对大量繁杂的筹建工作，大家当时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架构设计中可能存在的隐忧。
随着时间的推进，北京市科委与留学生们在管理理念上的分歧逐渐显现，主要集中在人员使用、实验室设计、设备引进、行政及财务等多个方面，最后以彭金荣等人的集体辞职而告终。
北生所致力于营造宽松、自由和平等的学术氛围，培育学生理性、批判的科学思维方式。图为王晓东为北大、清华、北生所三校联合研究生培养项目（PTN项目）的学生授课及答疑。
楼建好了，人没了，造成的影响很大，上面就让科技部介入。2003年，在中组部、科技部和北京市科委等单位的牵头下，组建了一个招聘委员会，开始全球发广告，招聘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当时王晓东正在美国德州西南医学中心任教，就职耶鲁大学的邓兴旺给他打电话，商议此事，他们均感到这是一个报效国家的好机会，遂报名参加招聘会。彼时，中组部部长已是贺国强，他也很关注北生所的建设，在招聘会前，特别接见了所有回国参加应聘的人员，王晓东亦在其列。招聘委员会水准很高，以多个诺贝尔奖学者为首，应聘者需要通过他们的学术和科研管理上的测评。王晓东有备而来，根据他在美国多年的实践和了解，做了一个关于北生所应该什么样、具体怎么做的PPT方案，同时提出“要干就跟邓兴旺一起联合做所长”的方案来解决一时不能全身回国的问题。这让他从饶毅、鲁白等强大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一举中的。应聘上岗后，海外招聘研究员的广告回馈陆续来了。王晓东和邓兴旺立刻开始在美国安排面试和签约，同时为北生所搭建与知名研究机构学术交流的平台。其后几年，他俩轮流回国进行管理。
2003年4月，他俩竞聘上联合所长后，承诺给他们的报酬是每人年薪100万元。但他俩觉得没有全职回来做，就都分文没取，第一个五年任期，他们所做均为义务奉献。
北生所最初的设计是一个7亿的盘子，科技部出资2亿的科研经费、发改委出资1亿设备费、北京市出资4亿基建和行政支持，三个单位共建。在这三个主管机构的推动下，工作持续展开。然而，问题总是源源不断。6位新加坡留学生遇到的理念问题，王晓东他们也很快遇见。北京市出钱多，就想把北生所纳入北京市科委下属企业北京生物医药中心代管；科技部作为出资方和主管方之一，则要求把资金放到北生所的账上。“北京市这样要求有他们的道理”，王晓东说，“因为北生所不是事业单位，也没有编制，得按照企业模式运作，北京市科委是法人，要承担法律责任，因此，不让其主管在法、理上都说不过去。而科技部的要求也合情合理，按规矩科研经费就应该直接拨付到项目承担单位手中。”其实说白了，北京市科委和科技部投入这么多钱办北生所，探索性的运行模式又无成例可循，作为管理者，双方都必须得对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安全负责。
这些矛盾是王晓东和邓兴旺不能处理的，他们又都是美籍，按照法律规定，也不能当法人独立运作北生所；况且他们算不算国际一流科学家、能否把北生所办到一流水准，在政府层面来说还是个问号。2004年1月到了，第一批招聘的研究员已经开始回国了。“那时候的难，是真的难，几乎都觉得办不下去了”。王晓东回忆说。正一筹莫展的时候，2004年4月，41岁的王晓东凭借他在细胞凋亡研究方面的重大发现，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也是改革开放后，大陆数十万留美学子中，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科学家。王晓东是国际一流科学家的资格得以证明。时任北京市市委书记的刘淇和市长王岐山，都接见了他，北生所的问题因此得以解决。解决方案是，北生所最终被确认为由科技部会同中编办、发改委、教育部、卫生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七部门和北京市政府共同组建的理事会主管，采取理事会下所长负责制，王晓东当法人，北生所的行政、财务自主。科技部的经费以863项目方式到位，北京的钱在基建完成后每年以3000万元的行政经费支持。可惜的是发改委的仪器费不知何故，最终未能落实。
尽管如此，北生所终于可以启航了。
2005年12月9日，北生所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正式挂牌。
2006年，他们就开始在生命科学领域顶尖杂志Nature上发表高水平论文。
王晓东，摄于2004年2月2日，当年他获得2003年海克曼(Norman-Hackerman)化学奖
“兴”于选对当家人及建立起严于国际通行标准的运作体系
王晓东出国的时候没想到自己会在美国待那么久。从1985年留学到成为德克萨斯州西南医学中心终身教授，扎根美国二十多年。也没想到会取得那么大的成绩。1987年，他跟太太开车去华盛顿的时候，还在美国科学院的门口，和爱因斯坦雕塑照了个合影，觉得那个殿堂太辉煌了。根本没想到自己十几年后，竟然也可以登堂入室。2004年4月，在他荣获院士的演讲里，他讲了这个故事，赢得全场科学家的起立鼓掌。在美国人看来，王晓东的成功就是美国梦最好的诠释——无论你是谁，曾经多么卑微，但只要你有才华，肯努力，在美国你就有机会成功。
但他们不知道，王晓东心里，还始终记挂着生养他的中国，他很想将自己的梦想带回祖国，让有才华的年轻科研工作者在中国也能像自己当年一样，有机会成就辉煌，成就他们的中国梦。
王晓东那代留学生及其后的数十万中国留学生，较之前几代和来自其他地区的华人留学生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对大陆有高度认同感，对中国社会变迁和历史遭遇也有很深的认识和理解。大陆改革开放20年，发展很快，很多学有所成的留学生深为自己没有参与这一时代洪流、贡献一份才智而遗憾。中国读书人骨子里大都有一点儒家情怀，修身齐家以后，就希冀治国平天下。他们在国外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了解人家的制度体系是怎么构建和运行的，积累了方方面面的经验后，就总是惦记回来参与改良和建设，就像回游的三文鱼，经过大海大洋的洗礼，终究要回到生养之地。王晓东也不例外。
当上美国科学院院士以后，凭借重要科学发现，背倚着深厚的学术脉系，王晓东似乎离诺贝尔奖只有一步之遥。在40岁就到北生所兼职并义务奉献好几年，加上北生所所取得的成绩，已让他任何时候足以对国家和民族无愧于心。但在2009年，他还是做了坚定的全职回国选择。
2009年7月，王晓东受聘独立担任北生所第二任所长。随后，他入选了当年的。当时有媒体报道称王晓东的入选“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收获”，为此，他受到时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的会见。
2010年10月，王晓东关闭了在美国的实验室，辞去优秀讲座教授和休斯研究所研究员的职务，回到了中国。他太太在美国是风湿免疫科医生，为了成全他，也跟着辞职了，带着孩子全家一起回到北京，至此，他算是真正地全职回国了。从2003年4月受聘联合所长，到全职回国这7年，王晓东都是为了理想而干，没有拿过一分薪酬，在北京也没有买套自己的房子。此次回来，给他的年薪和2003年承诺的一样，还是100万元，是他在美国的一半；福利待遇跟美国比、跟体制内同行比，则基本什么都没有。王太太在美国的薪酬比他高，回国让他们的家庭收入降低很多，他们都没有在乎。后来王太太因为在京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又不想放弃专业，最终还是返回了美国，他一个人留了下来。
王晓东要实现的那个理想，叫Empower Young People（为年轻人赋能）。
从介入北生所开始，他就在思考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在中国做出影响世界的科学？
想来想去，就想到了那句话：Empower Young People——这是他管理北生所十年矢志不渝的宗旨。
北生所积极促进国际、国内学术互动，每年会邀请数十位国际顶尖科学家访问北生所，并与全所师生进行学术交流。图为2006年10月29日，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分子遗传学主任、教授，1985年诺贝尔奖生理学和医学奖得主Micheal S. Brown博士访问北生所。
北生所积极促进国际、国内学术互动，每年会邀请数十位国际顶尖科学家访问北生所，并与全所师生进行学术交流。图为2006年10月29日，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分子遗传学主任、教授，1985年诺贝尔奖生理学和医学奖得主Micheal S. Brown博士访问北生所。
做科学有一个悖论：最有创造力的是青年人，但他们的资源总是不够——科学资源总是向有成就的人倾斜。等青年人终于走出来了，又过了最好的时期。鉴于此，王晓东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北生所要给青年人创造条件，提供自由，鼓励他们去做科学探索”。什么是自由？“让权力制度化，让才能不惧怕，便是自由的根本。只有从体制上保障年轻人的心灵自由，他们才会心无旁骛地去做科学探索”。为此，北生所一边通过全球公开招聘，选拔实验室主任，招聘过程一律按照国际惯例进行，条件、答辩、投票全公开；一边由王晓东倾力打造几个机制：
一、实验室主任拥有绝对的研究自主权，所长无权过问。既不搞国内盛行的跟风和拍脑袋的科研计划，也不预设具体的考核指标。无论刚来的年轻人，还是资深的研究员，每个人的实验室面积大小都是一样的。每个实验室在最初的五年评估期内，均可获得每年200万元的稳定经费支持，通过满5年的评估后，经费可达到每年300万元。
二、建立资源共享平台。做科研需要用到很多技术，但一个实验室无法做到根据不同的技术需要培养自己的人才。为此，北生所“成立了十几个技术平台，比如生物信息中心、蛋白质组中心、抗体制备中心等。这些平台的资源是共享的，这使得一个年轻人虽然刚刚独立，但他能动用的资源，相当于一个巨大的实验室。”
三、完善评估体系。北生所看重能力，“唯学术是瞻”，不唯学术背景、论文多少，只看影响力。所引进人才实行五年合同制，每五年做一次评估，邀请国际同行匿名书面回答三个问题后，进行评估：1．依据过去5年的工作，实验室主任在你们的研究所、大学能不能得到提升？2．这个人5年的研究成果，有没有对你们的科研产生影响？3．他5年所做的工作和今后打算要做的事情，能不能成为该领域中的领军人物？对实验室的第一次评估，前两个问题必须通过。第二次评估，三个都要通过。通不过评估的，就得离开。
四、建立学术交流平台，邀请国内外学术带头人来所经常性的做讲座，对内建构起批判性思维的文化氛围，把同事定位在学术同盟和伙伴关系上。
与此同时，王晓东还采用公开透明的财务制度，所长去行政化，“我在所里什么权力也没有，除了到海外招聘人才、每周召集学术讨论，没我什么事儿，招聘我也仅仅只有一票，没有决定权”，王晓东经常为自己的“弱势”得意。不要让年轻人整天揣摩领导的脸色，要让年轻人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专心于科研——这是他的追求。
在王晓东这种理念下，北生所很快就建立起一整套符合国际规范的科研体系，想不“高大上”都难，因为不是能人、不是想当强人，都进不来，进来了也活不下去。5年后，即被国际专家评为亚洲排名前列的生命科学研究机构，一些回国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博士、博士后，不仅开始在国际上崭露头角，有的已成为本领域的知名科学家。
李文辉实验室研究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细胞的分子机制，为理解乙肝病毒感染及未来防治相关疾病打开了新的大门。
“衰”于特性消失后的体制性缺陷
由于制度设计上，北生所是体制外试验田，不是国家机关，也不必受体制弊端制约，招聘的又都是年轻人，所以，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另类。
但，北生所的资金问题由始至终就没有理顺过。
北京市投资2.4亿承建了北生所后，由于主管问题没有落实，余下的1.6亿就没有再跟进；发改委则撤出了，承担的1个亿并没有真投；只有科技部的2亿如期交付。随后多年，都是科技部每年支付7000万元、北京市每年拨付3000万元。这笔钱开始还是很充裕的，他们从海外招聘回的高端人才，可拿到相当于他在海外收入的75%年薪，助理研究员、副研、正研每年的年薪，分别是税后30万元、40万元和50万元；研究生是每月2500元。这个条件在2004年，相较国内同行还是很高、很有冲击力的，能够让它招到顶尖人才。顶尖人才加上体制优势和先进理念，是北生所独领风骚的原因。
但谁也没有想到，北生所竟然会迅速中气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