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美国得克萨斯州安德森癌症中心的生物统计学家凯思·巴格利（Keith Baggerly）和凯文·库姆斯（Kevin Coombes）在核查杜克大学一个著名研究小组的论文数据时，意外发现了一系列严重问题，最终引发了一场波及整个癌症研究领域的学术诚信风波。该事件的核心人物是杜克大学癌症研究人员安尔尼·波蒂（Anil Potti），他及其团队开发的通用肿瘤分析方法受到质疑，同时波蒂被指控在个人简历中编造“罗德斯学者”身份。据《科学》杂志报道，杜克大学已停止基于这些方法的临床试验，启动对波蒂及其研究的调查，并勒令其行政停职。事件还促使美国癌症协会中止了波蒂一项为期5年、总额72.9万美元的经费，并呼吁对癌症研究领域进行普查。

波蒂是杜克大学医学系和遗传科学及政策研究所的副教授，曾在印度基督教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加入杜克大学癌症遗传学家约瑟夫·尼温斯（Joseph Nevins）的实验室。2006年10月，波蒂和尼温斯在《自然—医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声称通过检测细胞系对特定药物的敏感性，可以预测多种癌症患者的治疗反应。基于此，杜克大学启动了三项临床试验（两项针对肺癌，一项针对乳腺癌），旨在利用基因表达签名（gene expression signature）指导个体化治疗。然而，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医生在尝试复制该方法时，要求生物统计学家巴格利和库姆斯仔细审查论文数据。

巴格利和库姆斯在2006年的论文中发现了多项错误，包括基因列表中包含不相关基因、肿瘤样品标记不准确等问题。他们与杜克大学作者沟通未获满意答复，随后于2007年向《自然—医学》投递通讯文章，详细说明问题，该文于2007年11月发表。然而，波蒂和尼温斯继续发表基于相同方法的论文，巴格利在后续论文中又发现新错误，并联系《柳叶刀—肿瘤学》和《临床肿瘤学期刊》，但期刊仅刊出部分修正，拒绝发表其来信。直到2010年7月，《癌症通讯》报道波蒂简历中编造“罗德斯学者”身份，事件才出现转机，杜克大学再次停止临床试验并启动正式调查。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流行病学家史蒂文·戈德曼（Steven Goodman）在得知此事后，鼓励巴格利将事件发表在重要期刊上。巴格利和库姆斯随后在《应用统计学年刊》上发表了批评文章，导致杜克大学一度中止试验，但2010年1月又恢复，直至波蒂履历问题曝光才最终停止。巴格利指出，事件暴露了校正科学记录的困难以及解读基因表达数据的复杂性。美国医学研究院国家癌症论坛负责人莎莉·纳斯（Sally Nus）呼吁未来应建立更好的机制避免类似问题。密歇根大学肺癌分子遗传学家大卫·比尔（David Beer）表示，杜克大学事件给学界带来伤害，但希望不会玷污整个基因表达研究领域。目前，杜克大学已启动全面的外部科学评估和正式调查，相关期刊也在进行内部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