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的报告警示，全球食品价格已超过20年来的峰值，粮食危机正席卷全球。在过去的14年中，转基因粮食的种植规模增长了80多倍，转基因技术在粮食危机中迎来了发展机遇。在中国，8700多家种业公司混战，谁才能成为转基因机遇中的领军者？
“跨国粮商通过参股并购和独资等方式，已经控制了中国80%以上的大豆加工能力。”2011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孙东生一语道出了中国大豆产业的窘境。自2007年至2010年，中国进口大豆数量以每年1000万吨的量级增长；2010年7月起，中国首次大规模进口玉米，当年进口总量超过160万吨。行业人士预计，到2020年，中国玉米的供需状况将出现500万吨的缺口。
根据FAO的最新报告，目前全球主要食品价格已达到20年来的最高值，对全球粮食危机的担忧再次引发市场不安。逐年增长的大宗农产品进口量，大多带有“转基因”印记，而中国自主的转基因种业技术尚未真正成熟并被市场接受。面对需求的现实，中国的转基因粮食商业化应如何推进？中国的种子行业能否把握其中的机会？
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2010年年度报告显示，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达1.48亿公顷，而1996年仅为170万公顷，增长了87倍。截至2010年，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已达29个，其中美国是最大的推动者。另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虽未正式批准商业化种植，但允许转基因产品进口用作饲料和食品加工。目前，全球3/4的大豆、1/2的棉花、1/4的玉米和1/5的油菜均为转基因作物，其中转基因大豆需求最为旺盛。
转基因在中国发展迅速。2008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预计到2020年总投资规模超过200亿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转基因方面国家投入最大的一笔资金。2009年8月，中国农业部对三个水稻转基因品种发布安全证书。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划了中国种子企业在良种培育、转基因生物品种研发和产业化推进方面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以良种培育为重点，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实施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表示，目前包括转基因棉花、水稻和玉米三大品种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从科研角度均具备产业化条件，中国应不失时机地推进转基因作物新品种的产业化。上世纪80年代，黄大昉曾参与国内转基因棉花的研发，当时美国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抗虫棉种子一度领先中国本土研发力量，但最终国产转基因抗虫棉取代了外资种业公司，如今国产抗虫棉市场占有率已达93%。
目前，除棉花外，中国对转基因大豆的进口依存度高达70%以上。黄大昉认为，农业企业应抓住转基因生物育种的发展机遇，将高科技农业与现代种业发展计划结合，这对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至关重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测算，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已过半，要保持国内农产品供需基本平衡，需约30亿亩种植面积。而国内实际可提供的种植面积（按复种面积计）仅约23亿-25亿亩，其中粮食种植面积需超过16亿亩才能稳定1万亿斤产能。另外5亿-6亿亩生产的农产品需从国外进口。例如，2009年中国进口4275万吨大豆，按国内单产水平测算，相当于3.7亿亩面积，若不进口，将占用其他粮食生产面积。
转基因生物育种技术的重要功能是通过基因技术赋予农作物抗虫、抗旱、抗除草剂等特性，以最少的人力和农资实现丰产。程国强认为，转基因技术的推进是应对农业资源约束和保障农产品供求平衡的结构性矛盾。以大豆为例，尽管2001年曾出台限制转基因农产品进口的政策，但在植物油和养殖业饲料的刚性需求下，大豆进口量逐年攀升。
积极推广转基因农产品的北美、南美地区，其基本特征是大规模商业化农业，处于劳动力成本高、资本技术密集型发展阶段，转基因育种技术商业化是必然趋势。但中国小规模、农户分散经营的国情，决定了其并不适合大规模转基因商业化种植。国际经验表明，转基因技术只是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选项之一。
许多重要产区的农业部门人士证实，转基因玉米、水稻的试验品种已由国内研究机构在各地种植，包括东北、山东、安徽、湖北、河北等地。此外，也有转基因粮食农田在悄然生产。农业种植面积和粮食压力为转基因品种带来机会，但中国种业企业多而小，处于低端竞争阶段，普通种子销售毛利率仅30%-40%，仅为高端种子的一半，导致整体研发能力与国际种业巨头相比偏弱。
中国目前有8700多家种子企业，具有自主研发能力的仅100多家。大多数企业只买不研，即使有研发能力的企业投入也不足，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平均仅约3%，而国际种业巨头一般将销售收入的6%-15%用作科研经费，平均约11%。美国95%的品种出自种业公司自身研发。
国务院常务会议及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将转基因列入重大农业科研项目，政策扶持将使转基因成为资本市场焦点。从全球生物育种发展趋势看，一旦转基因粮食种植商业化，对产业的影响将十分巨大。
包括民营企业、上市公司在内的种业公司已意识到生物育种的重要性，但碍于资金、收益和利益分配等因素，行动有限。尤其是在转基因粮食种植尚未商业化、传统育种仍占主导的情况下，市场盈利重点不在此。此外，即使某项生物育种技术获得安全证书，还需进行品种审定（传统育种方式可能需2-3年），取得品种专利后，还需申请生产经营许可证才能商业化生产。
现阶段，国内转基因生物育种研究机构以高校为主，包括中科院系统、农科院系统、华中农业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等。从安全证书到商业化种植，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动国内种业企业并购和产业整合，引导种子企业与科研单位联合，培育有核心竞争力的大型种子企业。比照跨国种业巨头孟山都，下一步，“中国的孟山都”会是谁？
程国强表示，从战略层面考虑，中国迫切需要这样的公司，需要加大支持力度，培育以市场为导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种业研发、推广和营运企业。黄大昉认为，中国已具备比较独立完整的研究体系，像巴西、阿根廷等转基因作物大量种植的国家，也越来越感到自主创新的重要，并希望中国研究机构进行支援交流。
黄大昉指出，中国在生物育种技术方面的整体实力与跨国公司尚存在差距。转基因重大专项预计200亿元的投资计划，与一些大型跨国公司每年动辄超过10亿美元的研发经费相比，并不具备资金优势。更重要的是，国内种业市场发展滞后，种业公司规模小、数量多，整体产值不高。
自国家启动“863”计划以来，国内研究机构与各地种业公司一直有密切联系。看到外资种业在国内的迅速发展，国内种业公司倍感压力，与国内研究机构合作的愿望强烈，但因经费、利益分配和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许多合作最终搁浅。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海波表示，阻碍种业发展的因素，除研发技术含量不高、创新能力不足外，核心是企业管理问题。种业企业管理应向纵深发展，国内亟需一批管理型研究者。王海波还解释，中国种业市场发展速度受限，与缺乏高层次战略企业家有关，种业能否做强做大，取决于企业家的层次。尽管中国种业在育种方面的创新能力不错，但产业化仍需依靠企业家经营。
产业的发展需要有实力的大型企业与研究机构结合，已有企业开始尝试介入。2010年，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决心大力研发转基因相关品种，与华中农大合作，投资约几十亿元，建立研发中心、招聘专业人才，先期重点研发转基因抗虫水稻。
中国在转基因研究方面，资金实力成为一大障碍。以2009年孟山都营业收入约110亿美元计算，当年将有11亿美元研发资金，其中传统育种和转基因育种各占一半。对比孟山都，国内种业公司资金远远不足。以丰乐种业、敦煌种业、登海种业和隆平高科为例，4家种业上市公司2009年营业收入分别约为10亿元、15.12亿元、5.79亿元和10.55亿元，合计仅41亿元。多数公司在年报中表示将通过增资补充研发经费，并不具备依靠自有资金进行科研的实力。转基因育种研发项目虽在年报中有所提及，但现阶段仍未被作为重点。
2008年推出的转基因重大专项计划，预计到2020年国家投入200亿元，以12年计算，每年仅16亿元（仅为孟山都一年用于研发转基因费用的一半）。上述4家公司2009年年报中，仅有登海种业提到政府有关“高产转基因玉米新品种培育”补助款，为1.8万元。
程国强表示，国内种业公司与跨国种业巨头的差距，可能不仅是技术层面，像孟山都、先锋这样的公司，不仅具有世界领先的技术研发能力，更重要的是具有掌控全球市场的产业链竞争优势。如果不从战略上认识到这一紧迫问题，仅从技术上看到个别优势领域，后果或许无法估量。对转基因技术实行审慎原则的实质，必须给研发机构和种业企业必要的成长时间和战略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