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中,可根据不同研究目的选择 LOD 临界值去判定 QTL 的存在,如果研究目的在于 QTL 的克隆和功能分析,则判定 QTL 存在时应选择较高的 LOD 临界值,如3.0或更高,以避免假阳性;如果目的在于预测基因型,则假阳性不会对结果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此时可选择较低的 LOD 临界值,如1.0,以保证效应较小的 QTL 也能鉴定出来。在上面的实例中,当采用0.83的临界值时(对应于显著性水平0.05),我们一共鉴定出13个控制粒长的 QTL,8个控制粒宽的 QTL,同时也鉴定出一些上位性 QTL。 4.2 结合育种目标设计目标基因型 这一过程利用已经鉴定出的各种重要育种性状 QTL 的信息,包括 QTL 在染色体上的位置、遗传效应、QTL 之间的互作、QTL 与背景亲本和环境之间的互作等,模拟预测各种可能基因型的表现型,从中选择符合特定育种目标的基因型。 在我们的例子中,Asominori 是短粒和宽粒型品种,IR24 是长粒和窄粒型品种,但它们的 CSSL 后代在2个性状4个方向上均有超亲分离现象,因此2个性状的增效 QTL 和减效 QTL 在2个亲本中应该分散分布。通过对粒长的 QTL 作图,发现在染色体片段 M6、M12、M14、M23 和 M25 上的5个 QTL 具有正效效应,即对于这些座位上的 QTL 来说,来自 IR24 的等位基因使粒长增加;对于粒宽,只有一个 QTL 具有正效效应,说明增加粒宽的大多数基因来自 Asominori。除此之外还发现一些染色体片段如 M10、M12、M14 和 M23,同时携带有既控制粒长又控制粒宽的 QTL;在片段 M10 上,QTL 对粒长和粒宽效应都是正向的;在其他片段上,QTL 对粒长和粒宽效应却相反。这一点与根据表型估计的相关系数 r=-0.34**一致。 根据上面的信息,可以预测各种可能的基因型的表现型(图2),发现最小和最大粒长基因型的粒长分别是4.20 mm 和6.21 mm,最小和最大粒宽基因型的粒宽分别是2.12 mm 和3.07 mm。假定育种目标是长粒和宽粒型,由于一些 QTL 在2个性状上有负向的一因多效现象,不可能获得一个基因型既具有图2中最大粒长又具有最大粒宽。经模拟我们发现一个设计基因型,其粒长为6.05 mm,粒宽为3.00 mm,接近最大粒长6.21 mm 和最大粒宽3.07mm(图2)。至此我们设计出一个最符合长粒和宽粒型这一育种目标的基因型。 4.3 达到目标基因型的途径分析 获得图2中的设计基因型,需要 IR24 的4个染色体片段,即 M1、M6、M23 和 M25。在65个 CSSL 中,CSSL5 包含片段 M6;CSSL16 包含片段 M1 和 M23;CSSL19 包含片段 M25;因此可以作为产生设计基因型的亲本材料。但 CSSL19 包含有我们不需要的片段 M12,在选择过程中需要将其替换为 Asominori 的片段。 3个亲本间的三交(又称顶交)组合有可能将我们需要的染色体片段聚合在一起,产生三交组合的方式有3种,即三交组合1:(CSSL5×CSSL16)×CSSL19;三交组合2:(CSSL5×CSSL19)×CSSL16和三交组合3:(CSSL16 × CSSL19)×CSSL5。假定采用标记辅助方法选择目标基因型,可供选择的方案有很多,这里只考虑其中的2种,标记选择方案1:产生100个三交 F1 个体,每个产生30个 F2 个体,利用单粒传共产生3000个 F8 家系,然后从中选择目标基因型;标记选择方案2:产生100个三交 F1 个体,通过标记辅助选择只保留含有目标染色体片段的个体,每个中选个体产生30个 F2 个体,利用单粒传产生 F8 家系,然后从中选择目标基因型。以上过程借助遗传育种模拟工具 QuCim 实现。 对每个三交组合,2种标记选择方案得到的 F8 家系数相等(表1)。从三交组合1平均获得7.6个目标基因型 F8 家系,三交组合2平均获得23.8个,三交组合3平均获得11.8个(表1)。但从2种标记选择方案需要测试的 DNA 样品数和每个中选的 F8 家系需要测试的 DNA 样品数来看,2种标记选择方案有着巨大的差异。以三交组合1为例,利用标记选择方案1需要测试3000个 DNA 样品,而利用标记选择方案2需要测试459个 DNA 样品;对标记选择方案1来说,每个中选的 F8 家系需要测试的 DNA 样品数是395,对标记选择方案2来说,这个数字只有60。因此,包含两个阶段标记选择的方案2在基因聚合过程中可以大大地降低实验室测定标记的花费。 不同三交组合获得目标基因型的几率有显著差异。三交组合2的几率最高,达0.81%,组合1的几率最低,只有0.25%。因此三交组合2结合标记选择方案2是最佳的实现目标基因型的途径。 (责任编辑:泉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