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国主要大学的生科院院长中最年长者，我曾经历过初涉中国的冲击，这是一次人生的磨炼。从这种磨练中，我看到中国体制和文化的影响，对个人在中国的工作和中国的实质发展造成了很高的成本。

我出国前只读过书，无工作经验。1994年开始独立实验室，那时极少人愿意回国工作。1995年，我与鲁白、梅林以助理教授身份联系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开始了我们在中国的工作。我们建议了两件事情：开高质量的小型国际会议，建立联合实验室。这两件事情都做成了，而且延续至今。

我们建立的分子神经生物学联合实验室，其中方负责人是鲁白确定的。1996年实验室开始时，科学院还没走出穷困的时期。1998年左右，科学院以“知识创新”为题得到国家大力支持，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

科学院决定撤销生理所的建制，将其实验室并入上海其他研究所，这一变动对生理所影响较大。在当时的上海生科院BBS上，生理所老师和学生对我们五人进行了谩骂。尽管如此，我们试图做一些工作，毫无私心，结果却被污为盗贼告到了国务院。

中国的改革，以立为主，不急于破，可能比较合适。神经所成立的困难，如果我当时是一个人，可能就撤退了。几个人在一起，而且不是我主导，不好意思一个人提撤退。

我觉得，只要自己做得对，即使挨骂，结局也并不可悲。神经所事件后，先是上海其他研究所有些老师知道我们没有自私，后来有些原生理所教授也表示对我们误解了。

总有很多人希望，能否中国人在一起做事的时候，也不要内斗太多？以非理智方式表达意见，是中国目前文化常见的现象，并不代表永远如此。在中国，如果怕骂，就不可能生活和工作，更不可能推动改革。要改善这样的环境，尚需很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