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内哲学界第一位长江学者，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俞吾金曾当选学生“心目中的好导师”、获评全国教学名师。他每年为本科生开设《哲学导论》和《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精读》，听课的学生每次都是爆满。在担任复旦大学哲学系主任期间，他还提出了哲学系改革的大思路，所主持的《复旦大学哲学系课程体系改革方案》获得第五届全国高校优秀教育成果奖一等奖。

　　从2005年起，作为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和人文学术委员会主任，俞吾金直接参与了复旦大学的学术规范工作。

　　近日，《中国科学报》记者就高等教育领域的热点话题对话俞吾金。

　　“世界一流”只是个口号

　　记者：目前，我国多所大学都在提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否有一定的标准？

　　俞吾金：在我看来,“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有不少机构热衷于依据一定的参数(如诺贝尔奖的获奖人数、师资力量、生源、SCI论文等)，给大学进行排名。不同的机构常常会对大学做出不同的排名，而大学领导对这些机构公布的排名表常常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如果某机构把某大学的位置往前面排，某大学的领导就认为这个机构在大学排名上公布的材料是权威的。反之，则认为它缺乏权威。

　　其实，不用排名大家心里也清楚哪几所大学比较好。至于“世界一流”，不过是一个口号罢了，不必过于认真对待。除非全世界统一确立“一流大学”的刚性准入标准，否则这个用语的含义就永远是含混不清的。

　　记者：中国高等教育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在哪？

　　俞吾金：其实，我国高等教育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优秀大学比较起来，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管理方式不同。西方是校长对董事会负责，以学术为导向；而中国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以政治为导向。

　　第二，人才培养目标不同。西方是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而中国则希望学生循规守矩，特别看重学生是否有在学生会、团委工作的背景，是否是党员等。

　　第三，师资队伍要求不同。西方注重的是教师的独创性，即他是否在某个领域有推进性的贡献；而中国注重的却是发表论文的数量，至于这些论文有否推进性的学术贡献，反倒是无关紧要的。

　　第四，西方有些大学已经有数百年发展的历史；而中国大学发展的历史不长，又受过“文革”等政治运动的破坏，元气还未恢复过来，就开始以浮躁的方式谈论“世界一流”了。

　　记者：在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哪些因素起关键作用？

　　俞吾金：我国大学建设的关键在于：大学首先应克服普遍存在的“重理轻文”现象，人文社会科学应该设立院士制度，这些学科的科学性必须得到充分肯定，以保持大学精神发展上的“生态平衡”，即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同时，大学要有受法律保护的自由学术空间，尊重不同学科发展的客观规律，决不简单地、急功近利地从它们能否服务社会或市场去判定它们有否存在的价值；而针对学生中出现的种种媚俗意识，大学也应努力培养学生的担当意识、批判精神和独创能力。最后，考核教师应该注重其教学质量和科研上是否有推进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