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超：在肝脏禁区弹奏激昂的人生乐章(2)

　　针对肝癌发现时晚期多、肿瘤巨大且不能切除者居多的特点，他提出了巨大肝癌先经综合治疗，待肿瘤缩小后再行手术切除，即“二期手术”的概念，为晚期肝癌的治疗开辟了一条新途径；针对肝癌手术后复发多，但又缺乏有效治疗的特点，他率先提出“肝癌复发再手术”的观点，显著延长了肝癌患者的生存时间；针对我国肝癌合并肝硬化多，术后极易导致肝功能衰竭的特点，他提出肝癌的局部根治性治疗策略，使肝癌外科的疗效和安全性得到有机统一。

　　付出就有收获。吴孟超带领学生将我国的肝癌术后5年生存率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16.0%，提升到了80年代的30.6%和90年代以来的48.6%。如今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已经站在了世界肝脏外科的最前沿。

　　“致力医学创新，要在不疑之处质疑。”

　　吴孟超说，只有敢于创新、善于创新，才能推动医学科学的不断进步和医学事业的不断发展，才能还更多的人以健康。

　　现在我国医学界通行的肝脏“五叶四段”的理论，正是吴孟超“三人小组”在怀疑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发现的。那时候，国内对肝脏解剖学的认识仅限于外国人所说的“五叶六段”理论上。但是，在吴孟超和胡宏楷、张晓华做出100多个肝脏标本后，他们发现中国人的肝脏结构和当时流行的外国理论所说的并不一样，中国人的肝脏结构应当分为“五叶四段”。他坚信，那时候已经没有任何人比他还熟悉中国人的肝脏。直到今天，国内沿用的仍是“五叶四段”论。

　　善于捕捉灵感是吴孟超在医学创新中成功的法宝之一。

　　1958年，吴孟超带领肝胆外科的“三人小组”正在为寻找灌注肝脏血管的材料而绞尽脑汁。有一天，广播里忽然传来了我国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在第25届乒乓球锦标赛上夺得男子单打冠军的消息。球迷们都在议论纷纷的时候，吴孟超突然想到，乒乓球也是一种塑料，能不能用乒乓球作灌注的材料呢？于是，他买来乒乓球，剪碎后放入硝酸里浸泡。两个小时后，乒乓球竟然完全溶解了，而后他们又把这种溶液注射到肝脏血管中，居然定型成功了！他们乘胜前进，接着用盐酸腐蚀肝脏表面组织，再用刻刀一点点镂空清理，一具完整而美丽的肝脏血管构架如同珊瑚一般呈现在眼前！说实话，那一刻，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成功竟然不期而至，前面126个日日夜夜的辛苦刹那间烟消云散。而这，就是来自乒乓球的灵感！

　　现在切除肝癌时国内通用的“常温下肝门间歇阻断法”，其实也来自吴孟超的一个灵感。

　　1960年，吴孟超做了国内第一例肝癌切除手术，虽然手术取得了成功，但是术中病人出血太多。在这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他相继做了十几台肝癌手术，由于出血不容易控制，成功率并不高。当时，国际上流行的“低温麻醉法”控制出血效果虽然不错，但是要将病人麻醉后放到冰水里，等体温下降到32度时再行手术，病人很痛苦。那个时候，他已经做了200多具完整的肝脏标本，肝脏的解剖结构已经烂熟于心。

　　一天，吴孟超在关水龙头时突然想到，如果能在肝动脉和门静脉上装一个类似水龙头的闸门开关的话，在手术时将闸门关上，过一段时间再将闸门放开继续手术，既可减少出血，又使肝脏组织不会因缺血而坏死，这样不是很好吗？在经过多次动物实验后，他将这个方法应用于临床，竟然成功了！而且使手术的成功率由原来的75%一下子提高到90%！后来，别人问他怎么想到这个方法的时候，他幽默地说，不过是从自来水公司那里借了一支水龙头罢了。

　　吴孟超说，创新除了要抓住灵感之外，坚持科学的态度十分重要。因为，创新不是想当然，也不是想入非非，那是日复一日的积累，是脚踏实地的摸索。

　　1963年，吴孟超主刀完成了国内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术。当时，对于中肝叶切除术这个肝脏外科“禁区中的禁区”，世界上一些著名的肝脏外科专家也谨慎得很，国内在这个方面更是一个空白。尤其是术中如何处理并保护肝内外重要管道和术后两个肝切面的问题被国际肝脏外科界称作“高压雷区”。做这样的手术除了需要一定的勇气，更需要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手术之前，吴孟超在动物房一蹲就是两个多月，先后对30多条杂种犬进行实验观察，直到确认已经达到心中的保险系数，才决定在患者身上实施手术。经过6个多小时紧张的手术，终于成功完成了国内首例中肝叶切除术，他也又一次闯过“禁区”！

　　1982年，日本的一个电影摄制组来医院拍吴孟超的手术。当时很多人担心他们的技术被日本人偷去怎么办？当有人请示吴孟超要不要让日本人进手术室的时候，吴孟超坦然地说让他们拍好了，反正真东西他们拍不走。因为做肝脏手术凭的是手在肝脏上的感觉，而吴孟超的这种感觉是他做了几百具标本、近万例手术积累得到的，所以，日本人扛着摄像机在手术室里拍了整整一个上午，吴孟超手术的神奇之处他们依然不知所然。

　　“病人没有高低贵贱，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对病人的一腔热情和爱心是吴孟超不断创新进取的原动力，也是他作为医学家的魅力所在。

　　吴孟超有一个特殊的本领：只要是他主刀手术的病人，无论什么时候再找到他，他都能想起当年手术的情况。因为，他心里始终把病人放在第一位。

　　吴孟超常说，病人没有高低贵贱，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作为医生，没有挑选和应付病人的权力，只有为他们解除病痛的义务。几十年来，冬天查房时，吴孟超总是先把手在口袋里捂热，然后再去接触病人的身体。每次为病人做完检查之后，他都顺手为他们拉好衣服、掖好被角，并弯腰把鞋子放到他们最容易穿的地方。吴孟超说，这对医生而言仅是举手之劳，却能带给病人很大的温暖。他说，做医生的不能患上“富贵病”，如果连治病救人的医生都嫌贫爱富的话，那整个社会就不可救药了！也正因为如此，几十年来，吴孟超对病人都是一视同仁。不管是高级干部也好，海外侨胞也罢；不管是腰缠万贯的大款，还是一文不名的农民，抑或普普通通的士兵，只要找到他，他都会认真诊断。

　　1996年，一个从西北老区来的病人，到上海后还没住下就敲响了吴孟超的家门。吴孟超认真地问了病情、作了诊断，还亲自打电话给他安排住的地方，感动得那个老实的庄稼人泪流满面。

　　1987年，香港有一位叫洪珍兰的女士来到医院找他求治。她当时在香港的一家医院里被诊断为左肝叶肿瘤破裂出血，无法手术且不可救治，存活期最多不过3个月。由于她的病情严重，吴孟超前前后后给她做了5次手术。因为她一个人住院，没有亲人在身边，吴孟超就经常让老伴给她送些好吃的，就连出差在外也会打电话询问她的病情。后来，洪珍兰奇迹般地活了5年多。

　　在吴孟超看来，漠视病人的生命，就是亵渎医生的神圣称号。在吴孟超领导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他不允许有医生敷衍了事，也正因为如此，年轻医生既想让吴孟超查房，又最怕他查房。希望他查房是想多学点知识，怕他查房是因为他近乎苛刻的要求。如果谁把病人的性别写错了、年龄写得前后不一致、职业和家庭住址没写清的话，是一定要挨骂的，而初始诊断记录和病程记录更不允许出半点差错。若粗心犯这样的错误，一定会被吴孟超训得灰头土脸。他常说，如果一个医生对病人不负责任，那就失去了做医生的基本资格。

　　收受病人红包和拿药品回扣，是吴孟超一直深恶痛绝的事情。他常说，病人生病已经非常不幸了，为了治病他们可能都已经花光了家里的钱，有的还负债累累。医生只有治病救人的义务，没有收受红包的权力，作为医生，一定要设身处地地为病人着想，替病人算账。在他手术时，用的麻醉药和消炎药都是最普通的，结扎都是用线而不用专门的器械；平时，他要求医生不用价钱贵的抗生素，做检查时也尽量为病人省钱；如果做B超能解决问题，决不让病人去做CT或者核磁共振；如果他们外带的片子能够诊断清楚，也决不让他们再做第二次检查，能为病人省一分钱就省一分钱。

　　“只有学生超过了老师，才是一个老师的成功。”

　　在我国医学界，吴孟超和他的老师、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教授的师生关系是人所共知的榜样。

　　一个是中国外科之父，一个是中国肝脏之父，两个医学界的泰斗互敬互爱半世纪，肝胆相照五十载。今年已经83岁的吴孟超每个星期都打电话问候老师和师母，其实，裘法祖教授仅比吴孟超年长8岁，但每一次与裘教授见面，吴孟超都是亲自为老师开车门，并小心搀扶着老师。每次去同一个地方开会之前，吴孟超都会先打电话问清楚老师的出发时间，他要求自己一定比老师先到，为的是赶过去迎接老师。有一次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裘法祖教授说：“吴教授的外科水平已经超过了我。”吴孟超教授立即接着说：“如果真的能超过老师，那也是老师培养的结果。”

　　吴孟超对老师是如此这般的尊敬，对学生更是情深意切，宽厚慈爱。

　　2005年初，吴孟超的学生、40多年的工作搭档陈汉教授因病去世，吴孟超痛心不已。在陈汉的遗体前，生性坚强的吴孟超泪如雨下，并亲自为陈汉整理遗容，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动容。

　　沈峰是吴孟超的学生，当年他从美国留学回国时正是冬天，他怎么也想不到年过花甲的老师会在早晨五点到机场接他。直到现在，已经成为肝胆外科著名专家的沈峰想起这件事还感慨良多。

　　除了宽厚和慈爱的一面，吴孟超对学生的要求极其严格。

　　“会做会说会写”，这“六字诀”是裘法祖先生当年对吴孟超的要求。吴孟超正是深刻领悟并秉承了这“六字诀”的深刻内涵，才成就了今天的辉煌。同时，他也把这“六字诀”作为对学生的基本要求。

　　“会做”就是判断准确，下刀果断，手术成功率高；“会说”就是善于旁征博引，阐述理论，能走上国际讲坛；“会写”就是善于总结经验，著书立说，发表高质量论文。这“六字诀”带给他的成就是：手术精湛娴熟，一气呵成，堪称“神刀”；讲课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四座惊叹；文章概括准确，结构严谨，著作等身。

　　为了让学生真正掌握这“六字诀”的内涵，使他们成为功底深厚、素质全面的外科医生，吴孟超把自己的一切都教给了学生。肝外二科主任王义教授说，他刚到老师手下时，从发展方向到攻关课题，从学习书目到实验研究，从手术方案到如何下刀，吴老无一不是言传身教。施乐华教授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老师在和他第一次谈话时就提出了“六字诀”的基本要求，从拉钩到打结，从下刀到探摸，从切除到缝合，吴老一一细心指导，并鼓励他们大胆动手，不断提高学生做手术，特别是复杂手术的能力，现在的他已经成为我国肝胆外科界知名的专家。吴孟超还常常利用自己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千方百计地把年轻人推上学术交流的讲坛和科研一线。他的学生丛文铭教授在攻读硕士期间，就在厦门召开的全国病理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并获得一等奖；在中华医学会第五届中青年医学学术交流会上，吴孟超带来的8名学生提交的8篇论文全部获奖，其中一等奖和三等奖各3篇，二等奖2篇，成为那次会议上的“团体冠军”。

　　吴孟超认为，一个好的外科医生，必须具备严谨、细致和耐心的医风，否则将一事无成。在这方面，吴孟超对学生的要求近乎苛刻。每次查看医嘱记录，他都会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甚至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一旦有谁的字写得不工整或数据不对，他都会当着很多人的面大声训你粗枝大叶，一点也不会给你面子。他常说写病历和给病人看病一样，都要严谨细致，有足够的耐心，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不耐烦。

　　麻醉科主任俞卫锋教授是吴孟超的得意弟子，这位当年上海市最年轻的麻醉科主任、上海市“银蛇奖”得主多次获得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奖，先后出版了3本专著，发表了130篇论文，是我国麻醉界年轻的资深专家。他深有感触地说，在学术问题上，吴老的严谨和细致可以用“过分”来形容。对于学生即将外投发表的论文，不管多忙，他都会认真审阅，对一些言过其实的提法和描述，他会坚决要求你修正或删掉。因为，吴老常挂在嘴边的有一句话：医学是来不得一点虚假的。

　　综合二科主任胡和平教授真正继承了老师耐心的作风。笔者亲眼看到过胡教授在专家门诊时接待一个农村老人的情景：一个患晚期肝癌的老人操着浓重的地方口音，拿出一大叠各种各样的检查单，向胡教授咨询该怎样保养和治疗。胡教授用了整整40分钟的时间耐心地给老人解答，直到老人感激地离去。胡和平说，我们要像吴老一样对每一个病人都有足够的耐心，这样即使不能挽救病人的生命，也让他们对生活充满希望！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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