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N1十年研究

中国科学家屡屡和禽流感短兵相接，并悄无声息进行研究，形成了一套以免疫为主的防控办法。面对禽流感病毒可能发生变异的新威胁，是全世界共享科研成果的时候了

　　位于哈尔滨闹市南岗区的“马端街427号”是一个占地7万平方米的大院。气派的金色门牌上书“哈尔滨兽医研究所”——这是全国最具实力的兽医研究所，也是目前中国研究禽流感的最权威机构。全国各地每一个禽流感疑似病例，都需要在这里确诊，然后向国内外公布。

　　10月24日，星期一，《财经》记者走进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实验楼内安静肃穆，通往P3实验室（即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编者注）的拐角已经被玻璃门锁上。“出于安全考虑，非P3实验室人员不能进入。”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的有关人员婉拒了记者采访的要求。

　　P3实验室是禽流感检测的核心地带，在这里，研究人员进行病毒分离，最终确诊疫情。

　　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确诊禽流感疫情需要20到30多个小时。就在记者探访的当天，中国农业部首席兽医官贾幼陵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通告了在安徽、湖南发生的最新禽流感疫情。这些疫情就是这里的科研人员连续工作了30多个小时才得以确诊的。

　　目前，新一轮H5N1禽流感正在全世界蔓延。世界卫生组织担心禽流感会转变成人流感。世卫组织曾警告说，一场流感大爆发可能最高导致1.5亿人丧生。可是，对于这个说法，不少研究禽流感的中国专家认为太过夸张。他们凭着多年的科研经验，认为禽流感可防可控，不必“谈禽流色变”。

　　“这个病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新病。”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全国禽流感诊断专家毕英佐说。

　　“他们（指国际专家——编者注）没有经历过，比较紧张，所以我们竭力与他们交流我们的观点和感受。”原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禽流感专家唐秀英说。　　

　　这种镇定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科学家对禽流感，尤其是对H5亚型高致病性病毒的长期研究。近日，《财经》遍访中国研究禽流感的科学家和各个相关机构，知悉中国科学家已经自主研究H5N1达十年。从最初毒株的分离到疫情的确诊，直至疫苗的研发和生产，中国已经形成对这一高致病性病毒的整套防控思路。

唐秀英与GOOSE/GD/1996

　　中国的禽流感研究始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最早的研究者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前国家流感中心主任郭元吉。

　　1977年，从英国留学回来的郭元吉启动中国研究禽流感课题。此前，尽管在1957年贵州大流感后中国已建有国家流感中心，但并没有相关的禽流感病毒研究。

　　据郭元吉介绍，最早在1978年，科研人员就从湖北的鸡身上分离出H5N8病毒；1980年，又从鸭子身上分离出H9N2病毒。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禽流感疫情在中国出现。如1989年春，禽流感病毒在中国的黑龙江和吉林两省马群中引起流感流行，造成数万匹马生病，数百匹马死亡。

　　此后，中国科学家又陆续分离出H3N8和H5N4等毒株。1992年，陈伯伦、张泽纪、毕英佐等多位科学家报道了广东某些蛋鸡、肉鸡场发生H9N2  亚型禽流感，证明H9N2在中国大面积流行。

　　1996年，广东佛山发生鹅病死事件。当时在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工作的禽流感专家唐秀英在农业部的委派下，赴广东鉴定毒株。鉴定发现这是高致病性H5N1毒株。

　　按照国际冠名方式，该毒株被命名为A/Goose/Guangdong/1/1996/(H5N1)，这是中国第一次分离出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个毒株成为日后中国科研人员测试、研究该病毒的主要依据。

　　“当时鹅的病死率比较高，是烈性传染病，此前没有过，因此国家相当重视，采取了扑杀隔离等严格的防控手段，并且进行全国流行病调查。”唐秀英告诉《财经》。

　　继此之后，H5N1的杀伤力渐现。1997年5月始，香港先后出现了18例H5N1传染至人的个案，其中死亡六人。

　　中国内地始终认为，香港此次禽传人事件，与1996年的广东鹅H5N1病毒无关。2000年，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的张建林等人在《中国预防兽医学报》发表论文，将广东鹅与香港鸡两种H5N1的基因序列比较，认为“内地H5N1分离株GD1/  96与1997年香港禽流感事件的发生明显缺乏直接联系”，“充其量可能有基因受体或供体的关系。”

　　始于1998年，国内首次发现了低致命性的禽流感H9N2病毒感染人的情况。1998年，郭元吉等从人身上分离出H9N2病毒。1999年，香港特区发现两例人感染H9N2病例。同年，在广东又发现一名儿童感染H9N2。但流行病调查显示，这名儿童并没有和动物有过直接接触。

　　相比H5N1，H9N2虽然属于低致病性毒，但影响肉鸡的生长速度和产蛋能力，且被发现可能感染人，同样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

　　

从水禽到陆禽：认知高致病性

　　1996年短暂现身后，H5N1在中国亦未绝迹。病毒的存在及疫病的发生，为科研人员提供了研究基础。

　　2002年，中国发布了对欧盟禽流感监测考察报告的反馈意见。该意见称，中方1998年以行政文件的方式制定了针对全国的禽流感监测总体方案，各级地方兽医主管部门根据此方案，制定了更具体的监测计划。同时，国家还直接投资建设了直属农业部、分布在全国动物主要饲养区的300个动物疫情监测点，专门从事动物疫病检测和诊断。该意见认为，“禽流感来自中国的风险并不显著高于其他国家。”

　　该意见还指出，1996年的广东鹅事件只是偶发现象。欧盟考察报告认为“中国1996年就已经爆发了HPAI（高致病性禽流感）”的结论，从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不准确的。“因为H5N1只有在鸡和火鸡才有可能表现为高致病性，引起爆发，在鹅身上不能引起明显的临床症状，因此，也就不能称其为爆发。”

　　2004年7月，汕头大学李康生、香港大学管轶等数十名国内外专家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论文，对东南亚及中国、香港等地的禽流感H5N1病毒进行对比研究。论文作者于2000年至2004年对香港及中国内地广东、湖南和云南的活禽市场进行监测，从96235份样本中分离出235株H5N1毒株并进行排序分析。其监测显示，H5N1病毒在2000年之前主要在水禽中出现，而2001年以后则在水禽与陆禽中均可发现，当然仍以水禽为多。病毒最易生存的时间为每年10月至次年2月间，气温在20摄氏度以下为宜。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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