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兵团夹击胰岛素”解密(2)

　　由于保密要求过于严厉，严重阻碍了国际同行对我国科学家的成就的承认，不可避免地挫伤了我国科学家的工作积极性。但在当时，各相关单位的工作气氛还是比较好的，成就也是比较重大的。

　　“大兵团作战”

　　就在这个时候，“反右倾”运动扑面而来。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以及它所带来的反右倾、鼓干劲运动，给胰岛素工作带来了一种富有中国特点的科研方式——“大兵团作战”。

　　1959年底，北大化学系学生对老师展开了猛烈批判，批判他们信心不足、固步自封、按部就班、奉行“爬行主义”、在科学研究方面搞神秘论……批判结果之一是胰岛素合成工作的领导班子被彻底改组：原来负责的教授被迫靠边站，而由1958年才毕业留校的一位青年教师主持业务工作；1960年4月时，又有十多位被称为“革命动力”提前3个月毕业，加入了领导班子。在他们以及化学系党总支书记的指挥下，北大化学系及少量生物系“革命师生”共约300人参加了这场科研大战，一大批“连氨基酸符号还不认识”的青年教员和学生成了胰岛素研究的“尖兵”，他们“从无到有，从不会到会”，“不懂就学，遇到困难就学毛主席著作”。

　　复旦大学生物系也横空杀了进来。1960年1月30日，复旦大学生物系某党支部委员组织了六七十位师生（其中2／3是一到三年级的学生），开始单独筹划胰岛素人工合成工作。3月25日，“为了迎接市工业会议的召开”，他们“进一步大搞群众运动”，组织了120名师生“边干边学”，热火朝天、不分昼夜地进行胰岛素合成。4月28日，他们宣称自己成功地得到了具有生物活性的人工胰岛素。

　　上海和北京的竞争也给中国科学院党组带来了很大压力。1960年5月4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指挥5个研究所进行“大兵团作战”。在当晚举行的“第一次司令部会议”上，生化所党支部提出“要以20天时间完成人工全合成”，而领导要求抢时间，在“半个月内完成全合成”。随即又有人表态：“既然分院党委决定，我们立即上马……半个月太长，要在一个星期内完成。”

　　5月5日，相关研究所共派出344人参加这项工作。他们打破了原有的所、室、组的正常建制，组成了一个混合编队，下属多个“战斗组”，统一安排。战斗组的组长一律由青年人担任，原来担任组长的研究员们改当组员。

　　他们“采取了一日两班制的办法”，建立了工作流水线。很多人“每天除了几小时的睡眠，其他的时间都在试验台旁度过”；“有人甚至把铺盖搬进实验室”，根本不怕有毒的药品，根本不顾及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有些工作骨干“甚至两天不睡”，以至于领导下决定“必须……安排骨干分子的休息睡眠”。

　　生化所党支部书记王芷涯描述当时普通科研人员的工作情形：“大兵团作战啊，疲劳得要命，紧张啊！紧张！我们有个工序是摇瓶，把东西加进去，不是用机器，而是用手摇瓶。有个见习员，是个女的，姓叶，她就在三楼，把手伸出窗户摇瓶。就这么摇呀摇，实在疲劳了，打瞌睡了，烧瓶就掉下去了，全部就破了，破了就没有了。这个烧瓶里面装的是一个八肽，所以大家就传：‘八肽跳楼自杀了。’都惋惜得不得了。”

　　可胰岛素人工合成毕竟是科学研究，“人海战术”忙了7天、15天、20天、一个月，依然没有实现最初的目标。

　　生化所所长王应睐一直不欣赏这种研究方式。1960年7月底，在因故途经北京时，他终于鼓起勇气向中国科学院领导反映了自己的想法，强调人太多没有好处，应该让队伍精干一点。他的建议得到了认真考虑，到年底时生化所只剩了精干队伍近20人，有机所只剩下7人。

　　在交了上百万元的昂贵学费后，科学院的大兵团作战就这样偃旗息鼓。不久，北大和复旦的“大兵团作战”也因为经费耗尽、成果阙如而灰溜溜地鸣金收兵。

　　“大兵团作战”阶段所获得的产物，除了有机所还留了一点用于继续提纯和分析，后来还陆续整理出了几篇论文之外，其他的事实上都被当成垃圾倒掉了。也就是说，七八百位科技工作者和学生辛辛苦苦忙了好几个月，收获几乎是一场空。

　　与诺奖擦肩而过？

　　“大兵团夹击胰岛素”遭遇惨败后，国家也已进入调整时期。在“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八字方针的指导下，胰岛素人工合成工作也恢复到脚踏实地的状态。

　　在国家科委的撮合下，1963年底，北京大学化学系和中科院有机所、生化所又开始重新合作。1965年9月17日，中国科学家终于完成了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

　　许多科学家来信表示祝贺。一些著名科学家特意造访了生化所。法国巴黎科学院院士特里亚教授来了，他说：“这是很好的合作项目，可以获得诺贝尔奖。”诺贝尔奖获得者英国的肯德鲁（Ｊ．Ｃ．Ｋｅｎｄｒｅｗ）教授也于“文革”初期特意参观了上海生化所。

　　最令人关注的是，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化学组主席蒂斯利尤斯（Ａ．Ｔｉｓｅｌｉｕｓ）教授也于1966年4月到了中国。他说：“你们第一次人工合成胰岛素十分令人振奋，向你们祝贺。美国、瑞士等在多肽合成方面有经验的科学家未能合成它，但你们在没有这方面专长人员和没有丰富经验的情况下第一次合成了它，使我很惊讶。”

　　所有这一切，都让人把诺贝尔奖和胰岛素研究联系起来。

　　1972年杨振宁访问上海生化所。他明确提出要为胰岛素工作提名诺贝尔奖。但可能是由于害怕让人“抓到辫子”，一位领导声称，因为诺贝尔是一个炸药发明家，是个战争贩子，“所以我们去拿他那个奖金是有失身份，不应该的”，并委婉拒绝了杨振宁的好意。1975年，杨振宁再次表示，他愿意就牛胰岛素合成工作向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提名。但江青说：“资产阶级的奖金，我们不要！”

　　1978年9月，杨振宁又向邓小平表示，愿意为胰岛素合成工作提名诺贝尔奖。10月，他又向周培源提及此事。周培源向聂荣臻副总理汇报了此事。稍后，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化学奖委员会写信给生化所所长王应睐，请他推荐诺贝尔化学奖金候选人名单。与此同时，另一位著名的美籍华裔逻辑学家王浩教授也主动提出要为我们的胰岛素工作提名诺贝尔奖。 (责任编辑：泉水)

搜索

热门标签:

“大兵团夹击胰岛素”解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