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3年以来，由于生物燃料被认为有助于减少交通温室气体排放，欧盟和英国在生物燃料方面投入了巨额资金，每年高达4.6亿欧元。然而，最新科学研究揭示，许多生物燃料作物实际上增加了总体温室气体排放，同时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推高粮食价格并加剧贫困问题。

据英国《卫报》报道，九月初欧洲议会将对是否修改生物燃料政策进行投票，议题包括间接土地利用变化、限制粮食作物用作生物燃料的比例等。间接土地利用变化是指，为种植生物燃料作物而开垦土地，导致原本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被替代，进而引发其他地区（如热带雨林）的开荒，造成额外的碳排放和生态破坏。

目前，雨林地区被开垦为耕种土地的确切面积尚无法确定，但将粮食作物加工为生物燃料将导致更大范围的土地开垦和大量化肥使用。例如，英国一年消费的生物燃料需要占用140万公顷农田种植燃料作物，而即使北爱尔兰全部土地用于种植燃料作物，也仅能提供3%的交通燃油。如果欧盟忽视间接土地利用变化问题，其生物燃料政策或将导致大量温室气体排放。

此外，农业生产范围扩大以及高强度种植也严重威胁自然生态。每年，上百万公顷的新开垦农田威胁着热带雨林、湿地和其他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栖息地。美国玉米生产地区是生物乙醇的主要供应区，该地区大量含有化肥残留的地表径流导致墨西哥湾形成缺氧的“死水区域”。欧盟《可再生能源法案》虽设置了可持续性标准，但不可持续的生物燃料仍被包含在内，只是不计入目标范围。而且，欧盟的标准未能解决间接土地利用变化问题，因此生物燃料的市场需求仍在持续引发森林砍伐和生物多样性丧失。

生物燃料的支持者认为，间接土地利用变化对政策的影响过于不确定。然而，生物燃料的低排放特性是基于其替代和减少化石燃料使用的间接减排效应得出的。因此，如果不将生物燃料的间接碳成本纳入其碳收益核算，争论是否支持生物燃料便毫无意义。

下月初，欧洲议会将就生物燃料限制比例问题进行投票，计划限制5.5%的粮食作物用作燃料作物，或限制6.5%的交通燃料来自生物燃料。限制措施的下限意在保护现有就业机会，同时向生物燃料投资者传递明确的政策信号。长远来看，政策制定者应当重新审视基于粮食作物的生物燃料作为交通燃料的合理性。

《卫报》指出，合适的生物燃料及比例在能源组合中将起到积极作用。政府应持续支持高级生物燃料的发展，如基于废物生产的生物燃料以及非农作物的生物燃料。但即使“高级生物燃料”，也必须保证不对生物多样性或其他农作物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