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媒体频繁炒作湖北“滥种”转基因水稻事件。央视调查称在武汉超市购买的大米中，5袋有3袋是抗虫转基因大米，但未告知公众转基因大米的安全性，引发社会恐慌。湖北政府迅速销毁了当地10多亩转基因水稻，进一步加剧了恐慌。事实上，抗虫转基因水稻已于2009年获得农业部颁发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科学上已证明其安全性。然而，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转基因植物种子需获得生产许可证，而生产许可证的获取除安全证书外，还需通过品种审定。转基因水稻在2009年提交品种审定申请后，农业部却拖延5年不审定、不解释，违反了《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中规定的7个月审核期限。
所谓“滥种”，并非指转基因水稻不安全，而是指种子未通过品种审定。《种子法》规定，主要农作物品种在推广应用前应通过审定，但仅禁止未经审定的品种进行广告、经营和推广，并未禁止农民购买和种植。农民若认为种子质量可靠，自愿种植，并不违法。种子品种审定的本意是保证种子质量，维护农民权益，并非针对转基因种子。若农民种植的是未经审定的自家常规种子，并不会被销毁。因此，根据《种子法》，经营未经审定种子的种子公司和经销商违法，超市销售未标注的转基因大米也违法（我国要求转基因食品必须标注），但农民购买和种植已获安全证书的转基因水稻并不违法。湖北政府迫于压力铲除农民种植的转基因水稻，损害了农民权益，实属非法。
程序正义固然重要，但当程序不工作时，应如何应对？转基因水稻在2009年获得安全证书后，只需通过品种审定即可销售种子。但农业部迫于反转舆论压力，不敢审批，也无科学理由拒绝，便拖延不办，违反自身规定，直至安全证书到期（2014年8月17日）使其失效。这样的程序令人无法遵守，正义何在？
有人称美国不会出现“滥种”转基因作物，但这并非因为美国监管严格，而是因为监管宽松。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对转基因作物采取“自愿咨询”，不要求审批转基因食品；美国农业部（USDA）仅监控转基因作物试验田对环境的影响，一旦完成试验并证明非有害植物，研发者申请“解除管制”获批后即可大规模种植。FDA和USDA决策仅依据科学证据，不受舆论影响。若转基因水稻在美国研发，十几年前完成田间试验后即可大规模种植。
美国也曾发生未经“解除管制”的转基因作物“污染”事件。例如，2006年拜尔公司研发的抗除草剂转基因水稻未向FDA咨询或USDA申请“解除管制”，污染了美国出口至欧洲、日本的大米。美国政府部门并未处罚拜尔公司或农民，反而由受污染的农民向拜尔公司索赔。抗虫转基因水稻在中国却遭遇更多磨难，可能被束之高阁，研发人员的心血和科研经费付诸东流，其他转基因项目也受影响。几十年后回看，湖北政府销毁转基因水稻的行为，或可与清朝政府刨铁道的行为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