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佩松——中国植物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2)

　　汤佩松的兴趣是多方面的，以上述系统研究为主，他同时考虑许多问题。１９５０年他和他的研究生阎隆飞一起发现绿色植物（小球藻）中存在着当时认为仅存在于动物血液中的碳酸酐酶，并从菠菜叶中进行了分离提取。这个提取方法已被国外用来提取此酶，在宇宙航行中应用。１９５６年他又和他的学生和同事吴相钰一起发现水稻幼苗中硝酸还原酶的诱导形成。这不仅是首次发现硝酸还原酶是诱导酶，而且也是首次证实高等植物体内存在诱导酶。

　　汤佩松的系统观点中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太阳能的生物转化。因此他始终对光合作用抱有极大的兴趣。１９７８年以后和匡廷云、戴云玲等一起，揭示了光合膜中色素蛋白质复合体种类和组成的多样性以及其结构和功能的关系和内外因素对它们的调控规律，该项成果于１９８７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６０多年来，汤佩松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生物学中这样的一个基本问题：生物体是如何成为一个活生生的机体的？从青年直到９０高龄，不管其间经历过多少凄风苦雨、艰难曲折，从上述一系列的事实，可以看出他是如何执著地追求揭开这个生命之谜和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从教半世纪　育才好几代

　　半个多世纪以来，汤佩松对我国几代植物生理工作者的培养和教育倾注了大量心血。４０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我国大部分植物生理工作者，在年青时期可能都得到过汤佩松不同方式的指导和帮助。

　　从１９３３年回国的那一天起，汤佩松就开始了为我国培养人才的工作。他不仅亲自授课、编写讲义、培养研究生，更重要的是，走到哪里，他就在哪里创造一种活跃的学术气氛，吸引年青人，培育英才。

　　在武汉大学，他从一个人开始，先是全力以赴地进行教学，开设了生物化学、普通生理学等课程，并编写了我国第一部普通生理学讲义。他所创建的普通生理实验室，在短短４年之内，规模就有了很大发展。以他为中心的研究小组的成员中包括林春猷、吴懋仪、高尚荫、殷宏章、张信诚、沈其益等，他们后来分别成了各个方面的学术权威。

　　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在汤佩松创办的植物生理研究室里工作的科学工作者至少有４０多位。许多人后来都是我国植物生理学或其他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或权威，例如，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的殷宏章、罗士苇，北京农业大学的娄成后，植物研究所的王伏雄，复旦大学的薛应龙，山东海洋大学的郑柏林和薛廷耀，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的刘金旭等等。

　　１９４６年汤佩松负责筹建清华大学农学院并任院长。他当时的抱负是把清华大学农学院办成一个学术水平很高的农业生物学教学基地和研究场所。培养出来的学生要能从事教学工作和实际工作，又是农业生物学和实验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人才。所以本科学生首先在理学院学习数、理、化及生物学课程。

　　１９５０年以后，清华大学农学院与北京农业大学合并，他担任了副校长，以后又兼任复旦大学教授，１９５４年起兼任北京大学教授和植物生理教研室主任。他在北京大学除讲授植物生理等课程外，特别强调教师要进行科研工作，主张学生灵活主动地学习，并亲自组织和指导本科生的课外研究小组。

　　汤佩松对我国植物生理教学工作的一项重大贡献是发起并主持了１９５６年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全国植物生理教学讨论会”。那时各大学纷纷开设了植物生理学课程，教师队伍日益壮大，但大多数教师是刚开始教这门课的年轻人。大家迫切希望了解如何教好这门课，了解其教学内容（包括实验内容）。汤佩松于是约请娄成后、崔澂、曹宗巽等一起举办了这次讨论会。与会者１００多人，他们互相切磋，交流经验，最后对许多重要问题统一了认识。我国植物生理的教学水平因此有了很大的提高。２０多年后，参加过这次讨论会的教师一致认为这一活动对培训我国的植物生理学师资起了重要作用。１９７９年以后，中国植物生理学会又举办了好几次这样的讨论会。

为我国科学事业鞠躬尽瘁

　　汤佩松从回国之后就竭尽全力推动我国植物生理学和整个生物科学的发展。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极度困难的环境中，他在昆明还创办了油印刊物“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生物化学通报），为同行们获得和交流学术信息与经验提供了难得的帮助。

　　１９４８年汤佩松发起和组织了北京生物科学学会，前后召开４次年会。当时战前已有的几个专门性的生物学学会尚未恢复活动，因此这个学会在团结生物科学家、活跃学术气氛、培养年轻的生物科学工作者方面都起了历史性的作用。

　　１９５１年，为了推动植物生理的教学，汤佩松在北京农业大学以油印方式创办了不定期刊物《植物生理学通讯》，１９５５年（第２１期）起改为铅印的定期刊物，先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后由中国植物生理学会负责编辑出版。该刊每期出版近万份，深受植物生理学工作者的欢迎。

　　５０年代初，在遗传学领域，国内出现了以“米丘林学派”否定“摩尔根学派”的大论战。汤佩松认真学习了“米丘林学说”，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肯定摩尔根遗传学的科学性，表现出一位正直科学家的勇气。

　　在１９５６年和１９６２年两次制定我国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时，汤佩松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１９７６年他发表的“光合作用机理研究进展概况”一文，对我国光合作用的研究起了指导作用。

　　１９７８年以后，汤佩松除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植物研究所的领导工作和制定科学规划外，在国际交流方面，更是作了大量工作。他接待了不计其数的国外代表团和科学家；他不顾高龄，两次率代表团赴美、澳访问。先后在美国植物学会年会和国际植物学会大会上向全世界的植物学界和植物生理学界介绍我国这些学科的成就和现状，受到与会者的高度重视。这些讲稿都已分别在国际性杂志上发表。

　　在１９８３年召开的中国植物学会成立５０周年大会上，作为理事长，汤佩松宣布纪念会的主题为“中国植物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他提出了创新植物学（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Ｂｏｔａｎｙ）的概念，以期推动我国植物学的发展。

　　八旬以后，汤佩松虽然不再担任实际的科学领导和组织管理工作，但仍不断阅读文献，注意国内外科学的发展动态，考虑研究工作的总体布局和发展方向，指导研究生，切望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进一步的贡献。他说：“我作为一个植物生理学家，愿意看到现代植物学在我国蓬勃发展。但是，……应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既要考虑国家的需要，又要考虑学科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走我国自己的道路。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要为国家作出贡献，这是每个科学工作者终身奋斗的目标，也是每个科学工作者所应具有的一个重要品质。”

　　(作者：吴相钰　周发勤　匡廷云)

简历

　　１９０３年１１月１２日　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

　　１９１７—１９２５年　清华学校学习。

　　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植物学系学习，获文学士学位。

　　１９２８—１９３０年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获博士学位。

　　１９３０—１９３３年　美国哈佛大学普通生理学研究室工作，博士后。

　　１９３３—１９３８年　任武汉大学教授。

　　１９３８—１９４５年　任西南联合大学农业研究所研究教授。

　　１９４５—１９５０年　任清华大学农学院教授、院长。

　　１９５０—１９５２年　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副校长。

　　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　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兼复旦大学教授。

　　１９５４年—迄今　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兼北京大学教授。

主要论著

　　１  Ｔａｎｇ  Ｐｅｉ－ｓｕｎｇ．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ｓｅｅｄｓ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ａ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１９３１，６（２）：２０３—２４８．

　　２　Ｔａｎｇ  Ｐｅｉ－ｓｕｎｇ．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  ａｎｄ  ｌｉｇｈｔ  ｏｎ  ｔｈｅ  ｏｘｙｇｅ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２ｂｙ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ｓｅｅｄｓ  ｏｆ  Ｌｕｐｉｎｕｓａｌ  ｂｕｓ．ＪＧｅｎ  Ｐｈｙｓｉｏｌ，１９３２，１５（６）：６５５—６６５．

　　３　Ｔａｎｇ  Ｐ  Ｓ，Ｒ  Ｗ  Ｇｅｒａｒｄ．Ｔｈｅ  ｏｘｙｇｅｎ  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ｘｙｇｅ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ｄ  Ａｒｂａｃｉａ  ｅｇｇｓ．Ｃｅｌｌ  ＆  Ｃｏｍｐ  Ｐｈｙｓｉｏｌ，１９３２，１：５０３—５１３．

　　４　Ｔａｎｇ  Ｐｅｉ－ｓｕｎｇ．Ｏｎ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ｏｘｙｇｅ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ｂｙ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ａｓ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ｘｙｇｅｎｔｅｎ  ｓｉｏｎ．Ｑｕａｒｔ  Ｒｅｖ  Ｂｉｏｌ，１９３３，８：２６０—２７４．

　　５　Ｔａｎｇ  Ｐ  Ｓ，Ｃ  Ｓ  Ｆｒｅｎｃｈ．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ｏｘｙｇｅｎ－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ｂｙ  Ｃｈｌｏｒｅｌｌａｐｙｒｅｎｏｉｄｏｓａ  ａｓ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ｆ  ｏｘｙｇｅｎ  ｔｅｎｓｉ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Ｐｈｙｓｉｏｌ，１９３３，７：３５３—３７８．

　　６　Ｔａｎｇ  Ｐ  Ｓ，Ｃ  Ｙ  Ｌｉ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ｅｌｌ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Ⅳ．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ｅｌｌａ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ｌ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ｉｎ  ｄａｒｋ－ｎｅｓｓ．ＪＣｅｌｌ  ＆  Ｃｏｍｐ  Ｐｈｙｓｉｏｌ，１９３６，９：１４９—１６３．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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