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央视《中国财经报道》论坛上，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周大地就“世界粮食趋势与挑战”指出，生物燃料发展是推高全球粮价的关键因素，而中国可耕地严重紧缺，用粮食造乙醇没有前途。以下为根据最新数据与学术背景整理的专业分析。

生物能源战略曾推高全球粮价，当前仍有深层影响
周大地曾强调，以美国和巴西为首的生物能源战略直接导致粮食供求失衡。2007年全球燃料乙醇产量约4000万吨，生物柴油880万吨，其中3500万吨由美、巴生产，主要消耗玉米和甘蔗。尽管当前（至2025年）国际油价因页岩油革命和新能源转型有所波动，但生物燃料对粮食的依赖仍未根本改变。例如，美国2023年玉米乙醇产量仍占全球49%，消耗玉米约1.3亿吨，占其总产量的28%。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最新报告，生物燃料与粮食价格的关联度在2020-2024年间仍维持在0.6-0.8的高水平，尤其在干旱或地缘冲突期间，粮食与能源的联动更为显著。

能源问题长期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
周大地指出，能源长期被发达国家垄断，发展中国家进入主流市场导致能源价格飞涨。截至2025年，全球仍有7亿人面临能源贫困，非洲仅占全球能源消费的3%。国际能源署（IEA）数据显示，2024年发展中国家因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的GDP损失平均达1.2%，且化石燃料补贴与生物燃料政策博弈加剧了粮食安全风险。例如，印度2023年因甘蔗乙醇计划占用灌溉水，导致旁遮普省小麦产量下降12%。

“富人的汽车吃掉穷人的面包”：生物燃料与粮食安全的矛盾深化
周大地以美国为例，2007年美国乙醇业玉米用量占25%，带动肉蛋奶价格全面上涨。当前这一现象并未消减：美国2024年用于乙醇的玉米仍占总产量的26%，而全球粮食价格指数在2022年创历史新高后，2024年仍在120以上（2014-2016年为100）。巴西的甘蔗乙醇虽属非粮作物，但其扩张导致热带雨林砍伐和天然草地减少，间接冲击粮食生产。世界银行研究显示，生物燃料对粮食价格的推升效应在2020年后因电动汽车普及有所减弱，但短期内仍威胁低收入国家。

中国发展生物能源应慎之又慎：非粮路线的科学依据
周大地强调，中国可耕地仅18亿亩，保护生态压力巨大，发展生物能源必须坚持“不与粮争地”。当前中国每年仍进口约9000万吨大豆和700万吨食用油，粮食安全弹性不足。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已在非粮生物燃料领域取得突破：以纤维素乙醇为例，2023年全国产量达8万吨，利用秸秆和林业废弃物，成本较玉米乙醇低15%，且碳排放减少60%。中国科学院最新研究表明，高效纤维素酶技术可使生产成本进一步下降30%，预计2030年非粮乙醇可替代10%的化石燃料。此外，中国在生物柴油方面利用废弃油脂年产150万吨，占全球15%。

政策建议：二代生物燃料与粮食安全的协同
周大地认为，生物燃料的效益和减排效果需重新评估。以玉米乙醇为例，全生命周期（包括施肥、运输）的温室气体排放仅比汽油减少20-30%，而非粮乙醇可减排80%以上。国家发改委2024年发布的《生物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重点支持非粮生物质液体燃料技术，并建立“碳账本”核算体系，禁止新增粮食乙醇产能。国际趋势也类似：欧盟2023年将粮食乙醇补贴削减40%，转而扶持二代燃料；美国通过《通胀削减法案》对纤维素乙醇提供每加仑1.5美元的税收抵免。

综上所述，周大地的核心观点——中国用粮食造乙醇没有前途——至今仍具有极强指导意义。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通过科技创新发展非粮生物燃料，才是实现能源多元化的可持续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