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想感谢科学新闻提供这次机会。说实话，我原本对这次讨论会的期望并不高，但第一个小时过后，我感到非常激动。刚才听了张杰老师的演讲，他的幻灯片一张张地让我感到亲切，其中的许多观点和想法与我的想法非常吻合，感觉非常好。我本想中途做些评论，但考虑到自己还有很多时间，现在我就阐述我的观点。

我花了半天时间想出一个标题，昨晚才写出来，与“保证的合理实施会对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至关重要”有关。这听起来可能有些言过其实，如果没有中国就不能发展科技吗？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发展得很好。下面我讲一些个人亲身体验的例子。

在神五发射时，我还在美国。我观看神五发射，大概是晚上九点，第二天下午六点多知道上午回收了，挺高兴的。发射那天晚上观看时，我非常紧张，两手攥了一手汗，因为出事了不仅是中国人丢脸，航天员的生命也没了。看到成功发射后，我感到激动，第二天就开始寻求各种美国媒体上网看。我很少上网，但神五发射后，我花了整整一天时间上网，到普林斯顿的小店买各种报纸，仔细分析外电如何评论神五发射的成功。《纽约时报》在A版第三版用整整一页介绍神五发射和中国航天事业的不可思议之处，同时拿美国航天飞机发射与神五做对比。我记得一个大概的结论：中国一次又一次地挑战西方。神五项目不是一个人的项目，也不是一个单位的项目，它是一个国家的项目，囊括了几百、几千甚至几万名科技人员，甚至几十万也不过分。清华大学只是提供神五里面的几个关键技术，像倾全国之力做神五项目。美国人在问：你还能做几个神五？当然神六、神七也上天了。我是一个居安思危的人，这可能是我的性格弱点。看到这篇文章后，我担心很多，尤其是《纽约时报》文章结尾的话，写美国的航天飞机技术远远高于载人飞行技术。要知道，美国载人飞行50年前就完成了，登月计划40年前就完成了。像神五、神六、神七这样的航天，在美国一个人带着一个团队就能完成，像老板带着一批学生，需要一个大师级的人物带领项目去做。我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我们培养的人才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才。现在我们培养的人才，大学、研究生、博士生出来以后往往是雕塑好的人才，而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栋梁之材，不能让他们成为比较“粗”的栋梁之材，可以到新环境下塑造成新的人才。我们拿的是哲学博士，学的是方法论，怎么做科研，不是做哪个科研就一定要这样做。我担心，我当然希望并盼望我们的航天事业一次又一次地挑战西方，但我担心这样如何持续发展？再一个更大的航空工程难道要调动上百万、上千万人吗？

再举一个例子。有一次，一个大学教育代表团访问普林斯顿，我也去吃饭了。席间，魏钱光（音译）魏老问我，我们中国的很多学科很发达，我说比如某个大学的某个学科在世界排第七。魏教授问我这个第七是怎么排的，我说按照影响因子排的。魏教授说：“一公，恕我直言，我不知道中国有哪个学科排到第七。如果这个学科是为国家做重大项目的话，一定是第一；如果按做工程科学的话，我觉得它进不了世界前30。”我当时听得目瞪口呆。居安思危，大家没有必要为一时的成功欢呼雀跃太久，我们更应该想想国家面临的瓶颈在哪里，我们究竟有什么弊病让科技不能迎头赶上。一个朋友问我：“一公，你说中国科技发展很快，你到处都在这样说。但你告诉我，中国过去40年，究竟有什么科学技术在世界上引领了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类历史，或者是改变了某个学科的科学史？你举出一些例子来。”问得我目瞪口呆。最后我想了想，在我的学科里，我说人工合成胰岛素是中国人做出来的，他说那是一九六九年；我说胰岛素的晶体结构也是世界领先的，他说但那是1971年，四五十年之前了。刚才爱思唯尔的副总裁说了，中国的论文已经是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而我们的影响因子呢？他说得很客气：我们的质量有待提高。是有待提高吗？大家想一想？我觉得，大家应该醒一醒了。我们应该看一看中国科技现状，我也非常希望能够合理实施，我非常担心能否得到比较好的实施。用这两个例子讲完以后，我想大家大概知道我今天会讲什么。

由中组部牵头，是一个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这里面大家都看到了，它不止是科学创新，也就是科研、大学、研究系统，而且还包括创业，包括高科技、应用。第一批126个人中，创业占了一半还多一点，真正的科学创新只有不到一半。这就是。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为什么要实行，因为有很多理论。其实有的时候，我再跑一点题说。在美国我很少上网，回国后上网比美国多，但还是很少。我发觉在中国，一些世界上公认的真理要争来争去，大家还可以把它翻来覆去咬文嚼字在那儿争。比如说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一流的教授，在座的有人还要争这个话题吗？网上争得不得了，需要争吗？

我给大家举生命科学的例子，以此说明我为什么觉得一定要执行。

刚才看了张杰老师的数字，我挺振奋的，我没想到咱们有这么多人才，有2.7万人副教授级以上的，6.5万人助理教授在海外，这是非常大的资源。因为我曾担任过华人生命科学协会会长。在生命科学界，改革开放以后从大陆出生到美国留学，现在美国研究型大学（不包括研究院所）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及教授的人，我们2007年做了一个统计，在34个州上获得数据（还有16个没有获得数据），一共是2600人。在生命科学领域，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共有3000人左右，其中教授超过800人，占1/3左右。而1998年呢？当时我去普林斯顿一年，这是我自己的估计，我觉得不会超过200人，很可能就100人。这个数字从1998年到2007年短短九年里，大家可以算一下增加了15到30倍，这个数字还在增加。我举这个例子想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海外有极其丰富的人才资源。生命科学只是一个例子，任何一个学科我想一定有很多中国人。这个资源是不可思议的，我想中国人在海外的资源已经是世界一流，已经引领世界学术前沿了，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第二条，我们最优秀的年轻华人生命科学家，他们的第一选择还是在国外。去年在清华大学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挖一个人，这个人叫王宏伟（音译），他获得了六所大学的offer，包括耶鲁大学、UCSD等，最后他没有回清华工作。但他能回到清华面试，能够考虑清华，对我也是一个挺大的鼓励。他应该说很想回清华，最后决定不回来了。说心里话，不管在座的你承认不承认，不管我承认不承认，事实是我们在海外最优秀的年轻科学家，首选海外的教授、助理教授位置。即使你给他两倍的钱他也不会回来，我是说两倍科研的钱。我很担心，你不担心吗？如果我们高校中最富有创造力的、30到40岁这些人，我们招回国的起点已经比美国一流大学、一流研究院所低了一截，你怎么能够迎头赶上？如果这样的话，差距只能越拉越大。其实有时候挺激动的，也挺沸腾的，感觉心有余力不足。我前两天回美国搬家，看到麻省理工的校长，他是神经科学家，他在美国发表演讲，讲生命科学的第三次革命马上就要开始了，他说已经开始了。他讲第一次革命是指发现DNA双螺旋的结构，可以说是物理进入生命科学带领一次革命。第二次革命是数学和计算机，人类测序完成以后，引起整个生命科学的一些变革，大家开始感觉到一些影响了。我相信再过十年、十五年，在座再去看病的话，会有很大的变化。第三次他认为生命科学的革命会和工程融合。其实我非常赞成。但是看了他的演讲之后，我也非常担心，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一些学科交叉，我不知道，我了解情况还很有限，所谓的交叉仅局限于皮毛，局限于表面。我们为学科交叉而学科交叉。我觉得我们落后很多，而且这个差距在加大，每次和美国同事接触都有这种感觉。美国有一大批极其优秀的青年人，30多岁，很有创造力，不是几百几千，而是几万人在各个学科非常出色。对不起，我觉得国内这方面的人也有，但数目太少，差距太大了。

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回来呢？你可以问他们，他们可以告诉你各种原因，有生活原因，其他原因。我觉得对国内科研环境的担心是一个重要原因。他们不认为以国内的学术环境，他们回来以后可以脱颖而出，可以成为栋梁之材。如果他们不靠一个大树，没有一个很资深的科学家支撑他们，他们不站队的话，他们很可能什么也做不了。这是一个事实。这也是为什么在一开始我本人非常希望有一个比较资深的高层次人才引进，而不是“初级人才”，因为初级人才回来以后会被同化。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在两年之前，选中科院院士没选上。这个人刚回来的时候很狂，说了一些话，我非常欣赏这些话。作为一个科学家，你不狂，心里不狂，你能是一个好科学家吗？你需要的是好胜，需要自信，需要这种激情。如果一个人唯唯诺诺，点头哈腰，怎么做一个科学家？要有脾气。但是显然他在国内惹了很多人，结果没有选上院士。他问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当时是院士：“我在国内这两年够老实的了，怎么还不让我进？”这个院士跟他讲：“你再老实两年就差不多了。”我相信，他马上就要当上院士了，他这两年很老实，没再说出格的话。我搞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大家一对一的时候，我们都认为是对的东西，在公开场合不能坚持？为什么我们都信奉的东西，大家都要去违背？我不明白，我不知道国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潜规则。我现在不明白，将来也不明白，我希望大家也考验考验我。我觉得科研环境亟待改进，需要靠资深的科学家回来，而且这些人回来不能一个一个回来，要成群结队地回来。这是我为什么希望这样实行。

现在我们在海外的年轻生命科学家已经是国际学术界举足轻重的力量，这个数字是吴瑞老先生去世之前统计出来的。就华人科学家的贡献来看，生命科学的文章无论从发文章，还是按SCI统计，吴瑞先生统计的数字是，中国人作为第一作者是15%左右，都是年轻科学家。这些人已经是非常强大的力量。

最后一点，以生命科学为例，国际学科影响力的比较，这不是我说的，也是吴瑞先生去世之前写的一篇文章，我抄袭过来的。如果按照影响因子10以上的文章作为科学重要论文的话，大概是15倍的区别；如果按《自然》和《科学》发表文章的话，大概区别是12倍左右，所以我写10到15倍。什么区别？国内生命科学整个群体和来自大陆的海外华人生命科学家这两个群体比较，国内生命科学家的人数远远多于海外，这毋庸置疑，咱们论文数已经第二了，数量远远多于国外生命科学家。关键在于质量，我想大家都应该同意这个观点吧。

以生命科学为例，我觉得高层次人才引进迫在眉睫。如果作为总结的话，就是刚才这些，就是这么几条：包括丰富的海外人才资源，包括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的国内科研现状，重大原创发现严重不足，包括令人担心的国内科研体制和潜规则，我觉得这个潜规则已经恶劣到不能再恶劣了。

最后一点，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基金委杰出青年已经不能满足新时期的要求，我个人觉得。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当时也建议，我们现在也还建议，希望至少能做到三条：第一，一定是国际一流研究型大学或研究院所正教授或者类似职位，在美国大学是终身正教授的科研人员。第二，我本人建议，希望他全职回国，也就是12个月，特殊情况下可以有9个月。我不希望看到3个月和6个月。国家有个讲法叫“只求其用，不求拥有”，也许有道理，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中国人太会钻空子，说六个月就变成了三个月，就变成了一个月，就不知道怎么样了。当然有点过渡期是可以的。所以我个人坚持要是12个月。关键是第三条，在其研究领域有世界一流的水平，必须仍然活跃在科研一线，回国养老这点很难接受，或者在美国没有科研基金了回来了。这看似有些矛盾，难道不是说因为金融危机影响了一些科研基金申请情况从而对我们有推动作用吗？这两个东西有这样一点区别：有一些科研是很超前的，所以有可能在美国申请不到基金，他的科研申请基金在美国也拿不到钱，这种人作为特殊人才可以吸引过来；但是如果他做的并不是超前的科研，他拿不到钱，他回来，我觉得对不起，我觉得不应该是中国希望引进的人才。这里面有这样一个区别。

的评审，我也讲一点。我觉得应该有两个委员会来评，而不是像去年第一期那样评，甚至还有20分钟面试，我觉得很不好，也很不对，没有说引进人才、高层人才这样引进的。张老师在讲人才引进的时候，我很想加一句话：其实世界非常非常小，小到什么程度？在海外三千多华人生命科学家，我觉得我每个人都认识。我是在吹牛吗？当然是吹牛，我并不是每个都认识，但是我告诉你，三千人里你说出一个人来，我一定通过另一个人马上认识他，我一定很快知道他的底，知根知底。这个世界不是行政人员想象的，你怎么样权衡一个人是不是好的科学家，水平是不是世界一流？很简单，你信任一个人，你让他去做。如果这个人学术水平到一定程度以后，他一定做得很好。

MIT原来没有生物系，后来却全球遥遥领先。当时它的负责人鲁瑞（音译）一个人开始招人，这是良性独裁。你给我举一个例子，在一个大学、一个系不是良性独裁的例子！当一个系在高速发展的时候，很多地方很难照顾很多利益。行政领导挂钩的时候，不懂科研，要提交各种各样的证明。咱们国家什么都要证明。你信任一个人，他确实是国际一流大师的话，你让他做一定不会出错。行政领导你只要做好支持工作，你应该想一想他这样做，从人性化的角度这样做应不应该，符不符合国际惯例，而不是他是否违背了什么条例、规定。当时我们建议，评审一定要有一个专业委员会，一定要有一个总体委员会。总体委员会的组成，一定要世界一流水平的，下面可以分不同的专业委员会，每个专业委员会一定要国际一流水平。一流的人才招聘一流的人才，二流人才只能招聘三流、四流的人才，因为他不自信。这话不是我的话，是鲁白的话。所以我觉得对评审我们很有一些想法，希望这个评审能够继续改进。

最关键的刚才张杰老师讲到，我觉得最关键的倒不是评审，也不是资历，而是进来以后怎么用。这里面关键是定位问题。经济条件重要不重要？重要，工资、房子、医疗保险这些东西都重要，但是都不重要。我觉得，如果回国的话，海外有玻璃天花板，有很多的才华可以发挥，但是在海外得不到发挥。中国人在海外我觉得非常爱国，至少我出国之前没有出国之后爱国。一大批非常爱国的科学家在海外很想回来，就这么简单。但是怎么定位是很关键的。如果回来以后，你只让他讲一门课、带个研究生，对不起，我觉得他不回来，给祖国做的贡献一样多。因为科学研究是开放的，他不需要存到什么档案里，不涉密的会就不需要保密。我在普林斯顿一样可以培养中国人的研究生，一样可以做贡献，不需要回国。我觉得海外回来有一个定位问题。

我想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提问A：施教授，您提到的生命科学研究所这样的模式是不是有更大的推广价值，比如说海归是到清华还是生命科学研究所？

施一公：这个问题非常好。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是我非常支持的研究所，但是这存在一个怪现象：生命科学研究所在国内的支持很弱，领导想做都做不下去，我很难理解。就因为它是八方不靠，它不是体制内的东西，体制内的人都恨死它了，都不想让它发展下去，就这么简单。这样一个所为什么得不到支持？因为它是体制外的产物。但是这个所为什么成功？很简单，成功就成功在王晓东一个人，独立于体制外，给了这个权利让他去做，出不了大乱子。他能干嘛？他能把钱拿去给自己买房子、买车？不可能！还是一个信任的问题。这个所的机制我觉得值得全国所有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学习。国家领导的批示很正面，大家都觉得很好，但是这个所的发展却遇到了资金困难，我觉得不可思议。我非常支持这个所，我希望这个所能够发扬光大。

提问B：中国有一批优秀的人，已经在推出之前已经成为国内全职的正教授。因为还带来很高的荣誉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会把这部分人排除吗？

施一公：我也是第一批进来的。有人认为我们这些人不应该进来，你现在已经回来了，不是海外人才引进吗？我不知道国家是怎么样宣传的，因为至少在的初衷是希望有一个这么一个团体，能够发挥作用。在我本人看来，我倒觉得去年还是前年回来的，都无所谓，只要水平够了也应该进来。一开始我提的应该叫“国家教授”，而且还有一个年轻人的问题，还有“国家青年教授”，还没有开始执行。中国最后的发展，一定是靠年轻人，一定是靠自己培养。我非常非常同意张杰老师的观点，2020年以后像交大、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一定是立足本国培养年轻人，绝对不能靠引进。中国将来一定是靠年轻人。那么为什么现在引进一些国外的正教授呢？因为要营造一个气氛，营造一个能够冲击一下改变科技体制的气氛，能够改变科学环境的气氛。我只想要说良心话，希望大家能够接受，能够理解我的话的一些初衷。我觉得中国需要一批敢说话的人，他们一定会影响今后的发展。

科学网博主李小文院士：你讲话讲得很好，很多我都赞成。不过我提一点，我觉得你不要怕科学网的那些网民，你不想理的不理就完了，但是别人建设性的意见我觉得还是可以回应的，因为你既然上了科学网，走到我们中间来了，你主动跟人家点个头也浪费不了时间。另外爱国这个事，我同意你这个说法，你不出国的话不爱国，我是同意的，我自己也是海外回来的。你出国以后，隔得远了反而越爱这个国家。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施一公：非常感谢，今天第一次在这个会上见到李小文老师。第一点，你给我提这个建议，您的博客我看过，我觉得写得挺好的，我确实这样想的，我觉得写得挺好的。我跟大家说一点，我确实有点力不从心。我觉得在清华时间有限，我这辈子唯一不能再生的东西就是时间，我的时间非常宝贵，我经常不得不做决定什么东西做什么东西不做。科学网的博客，去年科学网十月给我开通博客，这是个好东西，但是直到今年5月份我才写了第一篇文章，这是为什么？告诉大家，5月份我觉得我第一口气喘过来了。为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也挺委屈的，觉得自己在国外时间挺长的，比较有资历了，但是回来以后，大家觉得你必须在国内做出东西以后再说话，所以我就铆着劲。5月份我第一篇《科学》文章已经发表了，《细胞》文章也基本接受了，这时候我在国内说话的时候，大概不会说一句话，在网上就不至于有几百个攻击的帖子。当时有一种冲动，想要对一些还比较关注我的人有一个回应，这个情况下写了第一篇博文。说心里话，我的博客我自己看，我关注有什么人留言，但是我敲中文的速度很慢，我写一篇中文文章的时间可能是大家的两三倍。所以确实是时间问题。饶毅是我很敬佩的一个人，他不会见人说人话，他不会阿谀奉承，他不会把一句话颠来倒去，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从正面和反面说给不同的人听，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我觉得我对我的学生，对我的河南老乡，对农村人，我都很亲，但是我确实是时间问题，我没有这个精力，就这么简单，我会尽力。第二点我为什么爱国，以后我跟您好好交流一下。我前两天看了我哥哥的一个博客，我觉得我自己的经历比较复杂，包括我在国外的经历也比较复杂。我跟您说几件我的事，92年我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过文章，当时中国游泳队拿金牌以后，美国媒体说我们中国人吃药，我气够呛。谢谢大家。

科学网博主、中国石油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肖立志：我想施老师刚才宣传的是一个，我个人来说非常赞成。您讲的是保证合理实施，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如果不能合理实施有哪些原因。还是从上到下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可能的影响因素里面，有能不能一致实施的问题，也有下面，包括普通的学者的态度。我们经常上网看，网上有很多声音在反对这个计划，也表达了一种心态，反对这个计划。我刚才在想，最后能不能成功，能不能请来有水平的人，请来以后能不能呆下去，呆下去以后能不能真正做出成果，最后要这三条来确认。但是这里面的一个问题，我看了你有一张PPT讲定位，你究竟定位在管家上面还是参谋上面，这是不一样的。在普通的学者心目中，对这个计划的疑问和疑虑就在这个定位上，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第二个想法，你前面讲两个故事，其中一个故事讲到，对我们国家工程方面材料专业的这个排名的问题，这也是一直困扰我的问题。你对科学，对纯Science能够比较好的评价，到了工程以后，怎么来评价？所以您就有了一个国内的标准，这个专业可能在国际上是第七位，在另外教授的心目中可能不到30位。这个问题也是一直困扰我的，因为做纯Science有一个亮点就成功了，做工程有一个瑕疵就失败了。您怎么评价？

施一公：对，其实我也知道，因为我也看《科学新闻》杂志上反对声音比较大。反对声音各种原因都有，我非常希望有机会寻求一种理解。这个计划我的想法也比较单纯一点，我想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在海外有这么优秀的人才资源，国家花一些财力物力，引进一批人，改变国家现状应该是好事情，为什么要反对呢？应该支持才对。有的反对的人，包括有人在我博客上留言，说中国农村问题还没有解决，甚至有人说中国最需要是世界一流的农民，不是一流的科学家。对不起，我很难同意。你想，咱们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么困难，咱们都做了两弹一星，为什么？集全国之力增加这个国家总体的实力。两弹一星有了，不容易被人欺负了。就这么简单。同样的道理，这个国家穷得可以极穷，富的也很富了，作为国家来讲，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整个国家的发展，能够把世界最高级的科研人才引进来，这很容易达成共识，为什么这点达不成共识？第二、对于工程，我觉得是这样。无论科学还是工程都有研究型的学科，比如MIT，比如说普林斯顿，在工程系里面也靠发文章，但是它也做项目。但是还有一些技术性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就是说它已经不是靠发文章了。我想说一点，技术性的东西，都是基于科学和工程的基础研究。其实我更看重的还是人才培养，我非常希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如果中国科学工程走到世界前沿，一定会有很强很强的技术性人才出来。怎么讲呢？这就像金字塔似的，下面有坚强的基础，上面可以做。如果没有基础的科研，科学和工程的研究的话，这也是魏钱光（音译）魏老的观点。他说排名第七还是三十，他指工程研究，不是指的做项目，这是区别。我们只是排序，看怎么分配的问题。

提问C：我这是第一次听施老师正式的报告，有很多的感触和感动，也有很多想法和理念。相关的一个问题，在美国或者其他发达国家里面，不管做学术还是研究，学院里面出来的，还有相当一部分从工业界里面来的，包括诺贝尔奖有一部分也是从工业界来的。您提到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工业界里面来的，刚才讲的是从学校的角度来讲的。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可能还是跟科学和技术和工业界有相关的。（施一公插话：我非常同意）我想听听您的建议，在现在中国的情况下，怎么有效地利用现在的机会，包括的机会，有效地把工业界与学术界结合起来，为中国的人才引进，为中国的科技做出贡献。

施一公：非常好，我很愿意回答这个问题。我告诉大家我的体会，对错大家自己判断。大家都知道，辉瑞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制药企业，一年销售额500亿美元，每年75亿美元用于研发。辉瑞公司的研发部门的一个人控制这个公司研发，大家可能知道，同样美国的一个重要委员会也是同一个人控制的。我想说什么呢？其实科学家，有影响的科学家，在很多层面上可以很深的真正影响一个国家产业的结构布局等等。时间关系我PPT里面没有讲，其实我觉得关键，我说一个自己的看法，像我爬香山似的，东门上去北门上去看到的风景是一样的，其实没有区别。我本人是做纯学术，我从来不愿意把1%、2%的时间花到工业界，但是我和工业界有很多的合作。那么我不花时间怎么合作呢？其实我自己有一家公司在美国，是个制药公司，我自己公司的一类抗癌新药年底上临床，我自己也为美国一些大公司咨询。我换句话再讲一个例子，你看我前不久去了一趟MIT Broad，简单点它讲就是世界制药的技术中心，我觉得最好的技术都在那里，全新制药小分子的“库”，它是用最新的技术来制药，这个制药技术我觉得将来一定能够引领世界制药界。你知道咱们国内的制药有多落后？Broad在上个月通过正式的决定，Broad想在清华建立一个制药中心，在中国想建一个Broad，把他们的技术完全放到中国来。当然我和他们非常熟。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有这个魄力，有这个能力把这个东西拿到清华来，拿到中国来。我相信10、20年之后，这个事情计划实施需要三年，我觉得可以彻底革新国内的制药界。其实做这件事情需要投入的钱不多，但是我没有办法说服有关部门。这件事情我说句肺腑之言，一定能改变中国的制药工业，从根本和结构上改变，让中国制药界从背后赶上，走到世界前列去。可能我在宣泄一种个人英雄主义，但是其实也没有，我觉得是这样。其实你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很相通的，很多事情是需要人来做。你有人才在的时候，你一定可以让这些人做这些事情，你没有必要做太多的规划。你有了人自然会有产业。别忘了美国最发达的地方是两个地方，一个是波士顿，一个是圣地亚哥，不就因为这两个地方的科学家撑起来？包括硅谷也一样，在斯坦福附近。有了人就有了一切。科学家在中国这块土地不是“Survive”，而是“Thrive”，就一定能够带动中国真正科技强国，我非常坚信这一条。

提问D：我有个问题，我刚做完一个干细胞研究的报道，脑子里有一个比喻。你几次强调现在中国的学术界整个氛围各方面可能还是存在问题的，整个引进高级人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就想象，这个像现在干细胞治疗一样，引进很多干细胞进来，好像希望可以治疗或者改变整个学术氛围。也许我的比喻不恰当，但是我想了一个问题，你干细胞治疗，你治疗之前也要做一个排异反应的一个预备，也就是说你中国要改变他的整个科研气氛、整个科研体制。首先中国自己要在国内做努力，然后你引进干细胞进来，你才有可能两者有一个很好的互动。比如说像施老师，您是一个很有效很有生命力的干细胞，您引进来，我看现在您正在进行排异反应，非常强烈。您已经回来一年多了，就您个人经历来看，您是否发现现在的中国整个学术界，他们自己是否有一个自我治疗或者是自我提升的一个那种努力？作为要引进这些干细胞来，我们是不是也给他们准备尽量减少排异反应的这种准备？我觉得这样的话才可以保证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另一方面，因为是一个很大的投资，难怪老百姓有那么大的反映，你引进来要是没有什么效果的话，真的是很劳民伤财的事情，这是我的一个观点，谢谢。

施一公：我的排异反应好像还可以接受。其实我对你最后一个话不是非常同意，就是说花销很大，有点劳民伤财。其实大家想一下，这个，国家究竟花了多少钱？国家能够说的主要是津贴，100万人民币安家费，其他没有出台。科技部和教育部正在规划，据说科技部给一两千万，教育部每年稳定支持150万还是多少。我想说一点，咱们现在国家，在生命科学领域我知道，以实验室为单位，经费两百万以上的实验室在国内不少于300个。什么意思？相当一批实验室钱很多，甚至有的实验室可以达到几千万甚至上亿，这个钱国家投入的非常大。像去年的重大新药专项、传染病疾病部分40多个亿，第二部分66个亿，100亿进去，这笔钱比钱多多了。这笔钱究竟取得多大效果，大家好好想一想。朱作言先生多年前跟我讲，中国应该引进1500个科学家，每个人房子给300万，每年工资给300万。朱先生说这个话的时候，我说，我非常敬佩您能够这样说出来的。中国泱泱大国，如果真正引进一流的学者，我觉得值。他给国家起的作用不是简单的体量增加，他是作为一个催化剂，在催化一个国家。我跟朱先生讲，其实我觉得，你把这个数字都降下来一个数量级，都会有一定的吸引力。当时是在2004年年底说这番话的，还远远在出台之前。我觉得国家给的相当的有限。我的担心不是国家花钱太多，而是国家不肯花钱，不肯投资，把这个事最后做的不伦不类，这是极大的危险。当然了刚才大家也提到很多，下面如果单位利益之间，为了单位利益，开始虚报，或者水平不高的报上去怎么办？我也很担心。评审现在还是不够健全我觉得，这里面担心更大。这个事情一旦做，做得大家开始挑刺，说这些人进来根本不值，这就坏了。这样的人占到一定比例的时候，这个计划本身就会很难有它应有的效果。很多你提的问题我其实没有办法回答，我只是发表一点个人的评论，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