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光瞄向医学科研前沿

　　编者按　这是一支英勇的团队，当玉树地震发生时，他们在第一时间想到人民的利益，组建了“国家应急救援队”开赴抗震救灾第一线。在汶川地震中，在非典肆虐的危难时刻，他们的身影都出现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同时，这还是一支医术精湛，敢于攻克医学难

关，始终把眼光瞄向国际医学前沿的科研团队。这里，让我们记叙几位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的学科带头人，他们，是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科学高峰的典型，在他们身上更浓缩了我国广大医务工作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风采。

　　玉树发生强烈地震，第一时间从这里“国家应急救援队”奔赴灾区。在救死扶伤的无影灯下，有他们忙碌的身影；在国际医学舞台上，有他们响亮的名字。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老中青科研团队，励精图治，勇于攻关，在医学科研前沿，创造了一个个新的科研纪录，在医疗一线，完成了许多个“第一”的生命重托。

樊代明院士：胃肠病科研领军人

　　樊代明，中国工程院院士，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西京消化病医院院长，世界胃肠病大会主席，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者，荣立一等功。

　　2009年11月21日至25日，由英国胃肠病学会、欧洲胃肠病联盟及世界胃肠病学会联合举办的欧洲胃肠病大会暨2009世界胃肠病大会在英国伦敦举行。来自世界109个国家近1.5万多名代表参加了大会。会议期间，召开了世界胃肠病学会会员国大会，新任学会主席美国Kozarek教授宣布：2013年世界胃肠病大会将在中国上海举办，第四军医大学校长樊代明任2013年世界胃肠病大会主席。这将是世界胃肠病大会第一次在中国举办，第一次由中国人担任大会主席。

　　从战士到将军，从学生到院士，从医生到院长，从教员到校长，从普通科研工作者到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从年轻的留学生到世界消化病大会主席，他把一个仅有几十人的消化内科建设发展成全球最大最先进的消化病医院，成为全国消化科主任的培训基地……38年从军从医生涯，樊代明走过了人生旅途的一个个辉煌“驿站”，创造了众多奇迹。

　　1985年，他以优异成绩被世界卫生组织选送到有着一流治癌专家和研究设施的日本国立癌症中心深造。回国后，樊代明带着同事建起了实验室，一年内，他制作了3万余张病理切片和2万多张ABC免疫酶标等特殊染色片。正是凭着这股锲而不舍的拼搏精神，他在国际上首次建立了3种诊断和治疗胃癌的新方法，使我国胃癌的早期诊断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上世纪90年代初，樊代明又把细胞工程和基因工程技术结合，建立了胃癌血清免疫诊断方法，只需一滴血便可检出早期胃癌，使血清诊断胃癌阳性率由45％提高到70％以上。

　　胃癌是世界上第二大癌症死因,在我国也是一种最常见肿瘤。胃癌早期难发现易治,晚期易发现难治,而现实情况是一旦发现大都是晚期,治疗效果差。樊代明半生的精力都倾注在苦战这个难关上。为了获得准确的科学数据,他带领大家到癌症高发区进行取证和调查。村里不通车,他们靠步行进村。实地的调查,使他们掌握了科研第一手资料--极有参考价值的家族生存谱。樊代明甚至亲自派车到这个村,把所有的村民接到西安验血、做胃镜、留标本……十几年的艰辛探索取得了一批创新性成果。他们首次证明,根除幽门螺杆菌可减少人群37%胃癌的发生,可完全防止无癌前病变人群胃癌的发生;首次证实幽门螺杆菌是胃癌的病源因素;首次系统研究并证实,长期使用非甾体类抗炎药可用于化学预防;首次发现胃癌特异性抗原对胃癌癌前病变的预警作用;首次筛选到与胃癌多药耐药关系密切的114个分子。2009年1月9号,人民大会堂,200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樊代明和他的科研团队摘得了我国医学领域该年度唯一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他们的研究项目《胃癌恶性表型相关分子群的发现及其序贯预防策略的建立和应用》引领了胃癌的防治方向,引起了国际同行的极大关注。

　　SCI论文是走向世界的桥梁。樊代明院士不仅自己在学术研究上独领风骚，他的团队也齐刷刷地站在世界前沿。近年来，他带领科研团队，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240余篇，最高影响因子达28.6,获得包括973、863、国家攻关课题等在内的70余项基金资助，及包括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奖及国家发明奖在内的24项高等级奖项，国家发明专利7项，国家新药证书1项。主编专著11本，包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材《内科学》、9卷《肿瘤研究前沿》等。

　　目前，樊代明院士领衔的西京消化病医院已成为中国消化学界无可争议的全国第一。建起世界上规模最大、设备最好，集教学、医疗、科研为一体，有10个病区370张床位，总面积3.3万平方米的19层的消化病医院，日门诊量超700人次，病床利用率100%。在这个医疗团队里，汇聚了众多高层次人才，拥有1名院士，4名“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4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有3人3次获五年一届的“世界消化病大会”青年学者奖，1人1次获“亚太胃肠病学会”青年学者奖。据统计，消化领域近三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有36%的经费投向了该团队。

　　在樊代明院士的出色领航下，消化科在临床、科研、人才上逐渐强大，在管理、运营、文化上形成体系，领跑于国内消化学界。经过十几年的锐意进取，学科得到了迅猛发展。1997年成为全军消化病研究所和全军重点实验室，1998年成为国家临床药理研究基地，1999年被批准为国家教育部首批“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岗位学科，2000年成为全军医学研究所“重中之重”建设学科，2001年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评为首批“科技创新优秀研究群体”，2002年成为国家重点学科，2006年被国家科技部批准为国家重点实验室，成为全军第二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熊利泽教授：在麻醉学领域耕耘30载

　　熊利泽，西京医院院长，世界麻醉医师学会常务理事兼亚澳区副主席，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抗震救灾模范”

　　熊利泽教授从事的医学专业是麻醉学。有人说，麻醉师是绿叶、配角，“手术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熊利泽用一句顺口溜说明了麻醉学在现代医学中的重要地位。带着对生命的敬畏，他在麻醉学领域一干就是30年。

　　目前，在我国大部分医院中，为了使患者在手术中达到无痛的效果，保证手术成功，长期以来，一直将多种药物搭配注入硬膜外腔。熊利泽对这一做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硬膜外腔不是垃圾箱，不能什么药都往里面倒”，不能只关注了短期内镇痛作用，却忽视了远期危害性。一次，一名78岁的急诊危重病人，肠梗阻伴高血压，需要马上手术，如果按照原来的方法，患者可能在术后出现并发症。如果有针对性的使用一到两种麻醉药物，术后会恢复很好，但麻醉医生要冒很大的风险，熊利泽当机立断，选择第二种方案！术后患者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他常说：我们麻醉医生决不能有万分之一差错，也绝不能随意放弃对病人有利的方法，由于我们面对的是生命。

　　1996年，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Nuffeild麻醉学教研室和日本山口大学作研究的熊利泽，回到母校———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被破格任命为麻醉科主任，34岁的他成为四医大最年轻的科室主任和学科带头人。“麻醉科光靠我一个人不行，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用团队的力量来改变落后的局面。”熊利泽带领科室人员开始了振兴之路。

　　介绍国外的学科前沿，宣传先进的从医理念，手把手地把技术传授给年轻人，心贴心地和老教授商谈强科大计，就连在抗击“非典”的小汤山，他仍深夜翻译外文资料，查找留学进修信息，鼎力帮助青年医生出国深造……他的人格魅力深深感染了科室人员。有什么难题，大家一起讨论解决；有什么工作，大家争着去做。麻醉科每天150多台手术，每年31000多例麻醉任务，在全国均处于前列，多年来没有发生过一例麻醉意外。

　　心脑等高风险手术会导致缺血再灌注损伤，是手术病人术后致残、致死的主要原因，怎样预防围术期心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已成为麻醉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熊利泽带领课题组系统地研究了全新的心脑保护新方法———非缺血预处理对心脑的保护作用及共同机制，并应用于临床手术，获得了创新性成果：国际上首次提出预处理有共同作用机制，并率先证实细胞内JAK/STAT和NOTCH为三种非缺血预处理的共同信号通路，为心脑保护研究提供了新思路。首次应用腺苷后处理于瓣膜置换术病人，显著降低了体外循环后心肌再灌注损伤；在国际上率先证实非缺血预处理措施对围术期心脑损伤具有良好的临床效果。首次将高压氧、电针、氟醚类麻醉药三种预处理措施应用于2132例心脏和颅脑手术病人，明显减轻了心脑缺血再灌注损伤，术后相关的并发症由3.7％降低为1.2%。该研究成果为临床提供了新的治疗方法，提出了器官保护研究的新思路，引起了国内外医学界的高度关注。在全国15所三级甲等医院推广应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两度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熊利泽带领团队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23项，承担军队课题和其他省部级课题10余项。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海外青年合作研究基金、重点基金和国家新药创制专项课题等14项，主译（编）和参编专著18部，获专利3项。仅2009年，全科就在世界权威杂志发表SCI论文15篇，获国科金5项。

　　作为新上任的西京医院院长，谈到医院的发展，熊利泽把眼光放得很远：在高平台上提高医院的核心竞争力，形成规模化的精湛医术，培育可持续发展的西京精英人才，建设代表国家水平的“中华名院”……在他心中正在孕育着西京医院更大更高的发展目标。

吴开春教授：教学科研挑大梁

　　吴开春，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消化病医院副院长、中华医学会消化系分会常委兼秘书长、亚太消化病学会常委兼科技奖励委员会主席、2008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者。

　　白天，吴开春是对众多病人生命负起责任的医生。夜晚，他是第四军医大学的教授，是20多个硕博士学生的导师。在吴开春的经历中，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吃饭睡觉都要想着实验和学术论文的人。

　　1988年，时在牛津大学的吴开春成绩优秀，一些国外的公司和研究机构以优越的待遇邀请他加入，导师也极力挽留，当时他再呆一年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但吴开春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母校。1998年第二次出国，吴开春在诺丁汉大学进修，期间他的妻子也来到了英国。吴开春在科研上取得的突出成果，使他声名鹊起，美国、英国等国的多家研究中心都向他发出邀请。导师也找到他：“吴，你的太太都过来了，你们可以考虑在这里定居。我们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很好的发展平台。”吴开春诚挚地说：“多谢导师的厚爱，无论是从研究工作看，还是生活待遇看，各方面都比回国要好，可是我的母校现在也需要用人，还是让我回去吧。”就这样，他一无反顾地回来了。

　　谈到吴开春，大家众口一词：他是一位绅士。病房里，他总是喜欢和病人拉拉家常、叙叙冷暖。有一次，因为一位“肝硬化”老病号的病情不断反复，其家属认定是由于医院治疗不力所致，为此多次到医院吵闹。数次纠缠后，许多年轻医生十分不耐烦，但吴开春却始终如一地亲切接待，他总是先听后说，耐心解释，直到家属离去。吴开春的学生说，吴教授从不批评人，对待他们的疏忽和错误，总是循循善诱、耐心帮助、微笑指导。但是，在面对学界的不断被揭露的学术抄袭事件时，吴开春却以少有的严肃态度对学生们要求：“论文，不发可以，但决不能发假的！”

　　从业30年，吴开春的忙碌结出了累累硕果。在胃肠免疫学和肿瘤免疫学方面，尤其是胃癌化学预防和炎症性肠病的研究工作成绩突出，主持及参与完成20项等重大科研任务，在肿瘤血管抑制治疗方面取得突破，发现了一种新的肿瘤血管特异性结合因子，有可能成为抗肿瘤药物。先后承担国家“863”、“973”等重点课题19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获国家发明专利3项。2002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003年获政府特殊津贴，2004年被评为总后勤部“科技银星”，2008年，46岁的吴开春当选亚太消化病学会常委兼科技奖励委员会主席。

窦科峰教授：为器官移植寻求突破

　　窦科峰，西京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全军器官移植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国际肝胆胰外科协会委员，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者。

　　窦科峰教授是部队土生土长出来的医学专家，从战士到医学博士，从外科大夫到肝移植领域的权威……40年来，他怀着对医学事业的热爱，不断进取，勇攀高峰，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奇迹。

　　1997年，41岁的窦科峰就担起了肝胆外科主任重任。当时，我国在活体部分肝移植领域还是个空白。但在国际上，早在1989年，这个领域的技术已经相对成熟，看着那些急需换肝才能获新生的患者及家属祈求的目光，窦科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始终都在找寻攻克这一难题的方法。

　　也就是在这一年，为了给一位名叫于发琴的小女孩进行活体部分肝移植，让西京医院肝胆外科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而窦科峰，则是焦点中的焦点。

　　生命之重托，让窦科峰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光是术前准备工作我就写了160多条，就这还不算护士们跟小姑娘的沟通准备，院里各个科室的协调准备，前后有一个多月。”窦科峰掰着指头给记者说。

　　1997年6月30日早晨，小发琴和父亲同时被推进手术室，分别进入两个手术间。供体和受体两台手术依次同时展开。窦科峰及医护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将于发琴的1480克病肝全部切除，同时切取其父亲全肝的四分之一，精心修整后植入孩子体内。历时13个多小时，手术才全部顺利结束。术后第9天，小发琴新移植的肝脏长了1公分！而其父亲的肝脏也恢复正常，可以到病房外的院子里散步了。至此，我国首例部分活体肝部分移植手术正式获得成功。

　　从此，“窦科峰”这个名字和中国的器官移植紧紧联系在一起。继此例手术成功之后，窦科峰又先后主刀开展了国内首例原位血型不同的辅助性活体肝移植、世界首例异位辅助性活体肝部分移植、世界第四例肝胰肾联合移植、亚洲首例心肝肾联合移植等高难手术，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在肝癌的研究和临床治疗上，窦科峰领衔的西京医院肝胆外科已经站在了国际先进的等高线上。在国内率先开展了氢氦刀冷冻治疗肝癌。肝脏肿瘤根治性切除、规则性半肝切除、尾状叶肿瘤切除、及位于肝脏第1、2、3肝门的肿瘤根治性切除等高难度肝脏手术，都已成为他们擅长的术式。

　　在肝脏巨大血管瘤治疗上，窦科峰独辟蹊径，只切瘤不切肝，改变了切瘤必切肝的传统做法，疗效十分显著。血管外科技术的成功运用，使得腹部巨大肿瘤切除率显著提高，腹部巨大肿瘤切除更成为学科的“绝活儿”。胰腺肿瘤治疗方面，他们相继开展了胰十二指肠切除、联合血管切除重建的胰十二指肠切除等高难术式。在复杂胆道疾病的诊治上，作为我国最早开展腹腔镜手术的单位，西京医院肝胆外科的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以及胃肠道肿瘤、甲状腺、乳腺疾病的治疗，都有着擅长和独到的地方。

　　临床手术的创新和突破，靠的是艰苦而卓有成效的科研势力支撑。窦科峰是一名研究型的医生，他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军队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等，发表论文400余篇，其中SCI收录30篇，影响因子总和75.078  ，以通讯作者的身份在Hepatology（11.3350水平杂志发表文章。先后培养博士生35人，硕士生51人。主编《活体器官移植学》、《肝脏疾病与肝移植指南》、《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外科学》等多部著作；主持《肝癌》、《活体肝移植》等多项卫生部医学CAI课件的制作；主持国家"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军队“十一五”科技攻关等课题5项。

　　谈到未来学科的发展，窦科峰把创新方向瞄准国际前沿性和战略性研究领域，在器官移植、微创外科和循证外科领域，探索寻求新的拓展和突破，为更多患者带来新的福音。

裴国献教授：显微外科的好医生

　　裴国献，西京医院骨科医院院长，中华医学会显微外科学分会主任委员，国际复合组织异体移植学会秘书长，“全国首届中青年医学科技之星”、“全国百千万人才工程首批人选”。

　　几十年里，裴国献有个心结。那是他当主治医生的时候，一次门诊值班，一位30多岁的母亲身背一个六岁的小女孩狂奔而来。小女孩的母亲手里攥着血淋淋的4个断指。医生，求求你们，把孩子的手指给接上吧！但因当时医院条件和技术力量所限，小女孩的断指无法再植，而她再也无法用双手描绘她心中对美丽的憧憬。从那时起，裴国献立志要成为显微外科领域的一名好医生。

　　在裴国献的书柜里，整齐地罗列着23本黑色的记录笔记本，即使地方或单位再变，裴国献都带着他的那些宝贝。上面抄录着一些对显微外科有借鉴和指导意义的术式的手术记录，而且遇到此类手术，裴国献不会落下每一次观摩的机会，在工作之余细细消化其中的门道。

　　看显微镜是个体力活，费眼、劳颈、伤手，为了做一个动物实验，裴国献常常盯着手术视野仅5分钱硬币大小，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因为长期的弯腰勾头，裴国献患上了颈椎病，发作起来头晕恶心，彻夜难眠，专家会诊后当即建议“全休一年”。而右手长时间捏着肉眼根本看不见的针不停地缝合，手部肌肉萎缩严重，但裴国献那股执着劲却一点没有消减。

　　1990年9月22日下午，裴国献像往常一样在指导研究生做课题，忽然接到科室的电话，收治了一位极其危重的病人。患者因家庭纠纷被同胞兄弟乱刀砍下双手和双脚。四肢同时离断且再植，世界上无先例。但当时年仅36岁的裴国献没有选择，15人的抢救小组上阵了，四台手术同时展开。9小时后，离体达22小时30分钟的四肢全部被接活！如今，其四肢功能恢复良好，可以干一些较轻的体力活。据美国MEDLINE检索，这例四肢同时离断再植成活属世界首例，被誉为“世界断指再植之父”的陈中伟院士评价说：“这是创伤外科史上的一个奇迹。”

　　当法国人、美国人做了世界上第1、2例异体手移植术后，已在中国显微外科学领域名气颇旺的裴国献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为了攻克难题，裴国献查资料，在实验室常常一泡就是一整天。1999年，裴国献在亚洲率先开展了第1、2例（国际第3、4例）异体手移植术，其较好的HLA配型、创新性的组织重建技术获得国际同行首肯，相关研究被评为2000年度“中国医药科技十大新闻”。同年5月，裴国献在美国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复合组织异体移植大会上作了报告，引起全场轰动，《华盛顿邮报》等国外诸多媒体对其进行了专访。

　　2002年4月，裴国献的研究成果再次震惊国内外学界，他和攻关团队利用显微外科技术，在国际上首次于大型动物体内构建成功带血管的组织工程化人工骨，并以此修复缺损的羊胫骨获得成功。从根本上改变临床因组织、器官缺损而造成的“拆东墙补西墙”的状况，且具有继发损伤小、无免疫排斥反应和治疗费用低等优点。裴国献已着手在西京骨科医院建立国内第一个组织工程研究中心，到时，只要在患者身上取出一点细胞，就可以“量身打造”一块带有自己血管和细胞的人工骨，弥补身上的骨头缺损。

　　40个春秋岁月，裴国献执着探索，在国际显微外科学领域打出了一张中国名片。2002年，他当选国际手与复合组织异体移植学会秘书长，被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医学院、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医学院聘请为客座教授，在国际舞台展示着中国人探究医学前沿的身影。

郭树忠教授：中国“换脸”手术第一人

　　郭树忠，西京医院整形外科主任，中华整形外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修复重建外科学会副主任委员，我国首例、世界第二例“换脸”手术创造者。

　　2006年4月13日，是一个让郭树忠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世界各国整形外科专家的目光，聚焦在西安市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整形外科的手术室里，由于这里正在进行我国首例“换脸”手术……手术室里气氛紧张。

　　当时，只有法国人成功地做过一例“换脸”手术，仅是移植了上、下嘴唇和鼻子的下半部分，主要是软组织，只带了一点点鼻子的软骨。而本次“换脸”的李国兴伤情比其更复杂。基本上没了右半个脸，上嘴唇、鼻骨、颧骨、眶骨及上颌的前面、腮腺都没了。尽管郭树忠在整形外科工作23年，参与数千例的各类器官再造，积累了丰富的手术经验，但“换脸”术对他来说，仍是个巨大挑战。

　　此前，郭树忠教授对“换脸”进行了多年的潜心研究。2004年，他们成功地给一只灰兔子换了脸。可动物试验成功只是此技术的基础，他们毕竟没给人做过“换脸”手术。

　　手术持续了约17个小时才结束，当患者从手术室推入ICU的那一刻，在媒体面前，郭树忠郑重宣布“手术十分成功！”同年11月，郭树忠又主刀，给这位患者进行了第二次手术。

　　西京医院的“换脸”手术的成功，为整形学界提供了很重要的参照数据，在郭树忠做完“换脸”手术后，随后全球的9例“换脸”手术都参照了郭树忠及其团队在整个手术前后留存的数据和资料。该项创新性手术入选当年中国医药科技十大新闻。相关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研究论文发表在国际著名杂志《柳叶刀》上。

　　谈到“换脸”的成功，郭树忠提到更多的是科室，尤其是他的恩师著名整形烧伤外科专家汪良能教授。他说当初大学毕业让找准自己定位的是当时西京医院知名教授汪良能，正是汪教授的启迪和教诲，加上全科同志的不懈努力，才成就了今天西京医院整形外科在国际整形外科的前沿地位。2006年6月，在做完“换脸”手术后，郭树忠又带领他的团队成功为1例驴咬伤导致下颌缺损的1岁幼儿进行了下颌再造术，据文献检索，这是迄今为止文献报道的采用显微外科技术进行的年龄最小的下颌再造手术，相关结果在国际整形外科会议上报告之后，获得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

　　郭树忠除“换脸”之外，还有另一手“绝活”，这也是整形外科领域最具挑战性的手术--耳廓再造。因为耳外形复杂，传统的再造方法效果不理想，郭树忠教授创造性地将雕刻自体肋软骨支架与皮肤扩张结合起来，避免耳后需要植皮的缺点，显著改善再造耳外形，有效控制挛缩、假体露出等并发症的发生率，再造耳和正常耳非常相似，几乎可以乱真，具有自己血运，是真正意义上的“真”耳朵，是医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被称为“第四代耳再造技术”。

　　近年来，单是耳廓再造，每年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名的小耳畸形患者就诊。郭树忠也多次在国际和国内会议上报告，获得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先后有美国、巴西、新加坡、日本和香港地区的学者专程到西京医院观摩手术。从去国外学习到外国人来西京学习观摩，郭树忠带领他的团队真正意义上让世界认识了中国整形外科的发展成就。 (责任编辑：glia)

搜索

热门标签:

眼光瞄向医学科研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