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来宾、朋友们，下午好！非常荣幸能在此探讨医药个性化这一前沿话题。正如王宏广主任提到的生物经济，以及陈院士强调的药物个性化，我今天将聚焦于基因组学如何推动医药个性化时代的到来，并呼吁大家密切关注这一变革。

去年年底，美国FDA代理局长Janet Woodcock邀请我们前往演讲。今年4月，我和我的博士生在FDA进行了两场演讲，引起了轰动。他们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表达了继续合作的意愿。FDA对医药个性化的重视，正如其展板上所展示的，任何两条线都没有一致的观点，这正是他们邀请我们的原因。

我们在演讲中概括了中国在医药个性化方面的机遇与挑战。我的博士后通过研究小分子化合物与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成功预测了药物不良反应的风险，这一成果引起了广泛关注。医药个性化并非新概念，早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就发现不同个体对同一药物的反应存在差异：有的有效，有的无效，有的甚至产生不良反应。药物不良反应（ADR）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在中国，ADR在门诊患者中占5%，住院患者中占10-30%，致死率0.38%，每年约19万人死于ADR；美国则分别为6.7%、0.32%和10.6万人。中国抗生素滥用问题尤为突出，而美国则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

自1953年DNA双螺旋结构发现，到1990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启动，人们逐渐认识到个体间基因组差异是导致药物反应差异的根本原因。例如，在神经精神类疾病中，某些药物在日本人中的不良反应发生率远高于白种人，这是因为亚洲人群中特定基因变异频率高达10%，而白种人中为0%。美国FDA已在多种药物标签上标注了基因组学信息，如针对乳腺癌的药物，根据基因型调整剂量；抗凝血药物华法林也标注了CYP2C9和VKORC1基因变异的影响。FDA还出台了指南，敦促新药申请时提供药物基因组学数据。

相比之下，中国在药物基因组学领域的报道在2006年才显著增加。中国ADR监测系统自1994年上海率先建立，至2002年覆盖全国31个省，严重ADR报告比例从2004年的1.6%升至2006年的7.1%。我们的研究中心已建立数十万份电子病历和世界最大的神经精神遗传资源样本库，并开展了全国范围的药物基因组学研究，这也是FDA与我们合作的原因。

医药个性化时代带来了巨大机遇：ADR市场亟待开发，但同时也面临挑战，如缺乏专业人才、资金和政策支持。美国已稳步推进，而中国的重大新药专项尚未包含相关研究。若其他国家率先占领市场，我们将错失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