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时报》约稿谈科技与经济发展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首先想到的是那句家喻户晓的话：“科技是生产力（或第一生产力）。”在“低碳”诉求的今天，科技作为生产力的内涵已超越提高生产效率，涉及人类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的演变。对中国这样人均资源和能源相对贫乏、家庭教育投资占可支配收入比例较高的大国，其经济发展模式和政治改革动力意义深远。

在讨论“科技”之前，有必要区分“科学”与“技术”。科学研究探索未知，技术发明挑战未能，两者皆为智力活动，受兴趣驱使。如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都强调影响力，最终落脚于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因此，在讨论社会意义时，将“科”“技”合并讨论是合理的。

世俗观念中的“科技”仅是生产方式从狩猎、农耕过渡到大规模制造等演变中的智力活动。人类通过机器突破体力极限，通过电气化（包括数控化）突破运算极限，提高了生产效率，也提高了向大自然索取的效率。然而，过度索取导致资源能源枯竭、环境破坏、物种濒危及人口过度繁衍。这表明大规模制造作为主流生产方式的时代该结束了。

关键在于如何替代大规模制造提供的生活资源和感官享受？人类无法回到农耕狩猎时代，只能向前走，以更聪明、合理、有节制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通过精神和身体的健康赢得幸福。这需要更人性的人文、更理性的科技，以及更公平和谐的社会结构。科技作为生产方式进步的基本动力，将无可替代地成为终结大规模制造时代的推手，其特征是以质的提高代替量的提供。例如，住房若能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而非热能，则可省却空调并供电；世博会可通过全息影像在多个城市同时举办，减少交通消耗；生物医药产业主要依靠科技而不大量消耗资源。这些例子表明科技在低碳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

科技对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进步的推动与人文观念、政治经济制度密切互动。以太阳能电池为例，硅元素丰富，但成本高昂，说明经济关系尚未适应技术生产成为主要消费渠道的时代。官本位环境驱使年轻人涌向公务员考试，冷落科技行业，官商结合滋生“摆谱”文化，构成推行节约消费的障碍。

在幸福追求上，低碳经济下的社会不公，尤其是生活资源占有的不公，将成为人类大敌。低碳诉求要求合理、有效、节制地分配资源。高效的贪婪（如华尔街大鳄）和高度垄断（如大型官商）的道德罪恶感将高涨。低碳诉求使科学技术与社会公平成为天然同盟军。随着对“低碳”意义的理解加深，大规模制造业式微，科技将在生产方式中占主导地位，并推动政治经济制度变革。

中国人均资源和能源贫乏，生态环境恶化，低水平“世界工厂”实践雪上加霜。在提倡节制消费的低碳语境下，“中国制造”市场空间缩小。同时，中国父母热衷送子女上大学，每年毕业大学生达美国数倍，其中工程和自然科学学生比例高。中国大学培养了大量科技秀才（bench researcher），而非科技领袖。科技发展需要少数天才型科学家和成千上万秀才型技术人员。对于非移民国家，秀才型研发人员是最大资源，其作用不可替代。发展技术经济离不开社会公平。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