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29日下午5时左右，“打假斗士”方舟子在接受辽宁电视台访谈后，在其住所附近的茶馆外遭遇两名歹徒的铁锤袭击，侥幸逃过一劫。这一事件使方舟子再次成为舆论焦点。此前一两个月，他利用微博、博客、电视媒体连续揭露了多起学术造假和新闻造假案，包括用确凿证据将偶像人物唐骏变为“呕像”，揭露其多年造假行为；顺带打击了唐骏案中跳出的禹晋永，其客座教授头衔和地产项目违法违规行为在网友互动下暴露；还让重庆缙云山绍龙观观主李一从云端跌落，其带有魔术性质的“功力”被还原为常识，“三万”高端弟子纷纷与其划清界限。此外，方舟子还指出钱伟长并未参与“两弹一星”工作，并批评陕西考生孙建坤的国学文章涉嫌抄袭，将矛头对准推荐他的复旦国学教授，称当今“国学大师”“国学天才”欺世盗名。

这些仅是方舟子在2010年7-8月的打假记录。此前十年，他以新语丝网站为基地，揭露了大量学术造假和不端行为。2010年，他增加了实时性强的微博作为“武器”，对造假者杀伤力更大。他言辞尖锐，自称“对真相的洁癖”，“不问动机、不问态度、只问事实”。他的打假从未失手，直接影响了许多人的名誉、地位和经济利益，因此结下不少“深仇大恨”，遭遇袭击并不奇怪。

这样一个“异类”人物，对中国社会有何意义？我从三个方面阐述：

一、方舟子与鲁迅的比较。方舟子承认自己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情结，偶像之一是鲁迅。两人有相似的求学经历和事业方向：鲁迅学医后弃医从文，用笔拯救灵魂；方舟子学生物后弃生从文，以科普写作为职业，以学术打假为副业。鲁迅挑战的是不确定的群体，最大危险来自政府；方舟子则直接针对具体组织或个人，结下“仇恨”更大。近五年社会事件表明，中国社会病相已进入危重阶段，基础是全社会淹没在功利中，缺乏基本价值观念。方舟子力图修补诚信机制等基础性东西。

二、方舟子是从体制外打进体制内的一根锋利“楔子”。中国学术界是封闭圈子，分为“内循环系统”和“外循环系统”。内循环以学术权威为中心，弟子们迅速占据权力职位，形成外循环。机制是“权力主导”和“关系主导”，而非“事实主导”和“逻辑主导”。方舟子试图撬开这个系统，让外界看到内部真相。他带来科学观念的基本认知逻辑，将科学与人情、政治、利益区分，不为尊者讳、不为死者讳。例如，在“性早熟”事件中，他力挺圣元奶粉，从科学角度解释其不可能掺加激素。

三、方舟子带来全新视角。生活中可以有感性，但科学研究需要绝对理性。方舟子对科学逻辑的要求近乎执拗，例如他主张“废医验药”，彻底否定中医理论，对有效中药进行严格三期临床验证；对转基因食品提出可食的科学依据。他的言行践行了科学上“对事不对人”的原则，批判精神是科学精神的重要部分。这启示我们，诚信机制的建立至关重要。方舟子像一面镜子，照见社会的难堪与窘境。尽管我不喜欢他绝对化的表述方式，但他存在的价值远大于瑕疵，如同池塘中的阻长剂，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