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7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自1985年人类首次试种转基因作物成功以来，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种植总面积已占世界总耕地面积的2%，转基因生物种类已达120种左右。在中国，目前也出现了水稻、玉米、大豆、棉花等多种转基因作物。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潜在的负面影响，中国有关政府机构和部门已开始研究对转基因生物安全进行立法。据专家称，中国在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方面，将主要借鉴美国的做法，即坚持“实质等同”原则：除非能够证明转基因食品存在风险性，否则就认定其与传统食品在实质上等同，不存在风险性。

这一消息实际上首次公开承认，转基因作物已在中国农田中种植，且是在没有立法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在立法，相当于给已经出生的婴儿补发“出生证”。对转基因农业技术的安全性问题，国内外一直存在争论，且反对方拿出了越来越多的证据，并非“在科学上尚没有明确的定论”就能轻易带过。

关于转基因农产品的食用安全性，12年前国外动物实验已指出清晰的、非预期的健康威胁，但转基因利益相关者声称没有人体实验结果，因此不能证明转基因食品对人类有健康威胁。如果按此逻辑，香烟上也不必标注“抽烟有害健康”，因为没有科学实验能证明某人死于抽烟。事实是，一个人抽一两支烟没有问题，抽一两年也许没有问题，但抽一辈子烟就会导致肺癌。转基因食品面临类似问题：一个人吃一两顿转基因米饭没有问题，吃一两年也许没有问题，但吃一辈子可能健康出现问题。我们周围的食物不仅水稻转了基因，食物中已含有上百种转基因成分。如果一个人一辈子不间断地吃100多种转基因食物，谁还能拍着胸脯说转基因食物绝对安全？

既然声称安全，为何还要“最大限度降低这些潜在的负面影响”？显然是对转基因食物不放心。然而，对转基因食物不放心，能通过立法得到安全保障吗？在中国，这非常困难，原因如下：

第一，中国农业以小农经济为主，无法执行按标准距离隔离种植转基因作物的法律。转基因农作物对非转基因种植者和环境潜在影响巨大，美国规定两类农地之间必须有至少500米宽的隔离带。而中国农田地块挨地块，根本找不到500米的隔离带。在湖北、湖南，农民非法种植的转基因水稻就没有隔离带，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如果强行推广隔离带，中国水稻种植面积将大大减少，这与用生物技术提高粮食产量的初衷背道而驰。

第二，不良种子商唯利是图，假种子都敢卖，转基因种子早已私下销售，如何奢望他们通过“登记造册区别管理”？中国农户数量极大，居住密集，土地犬牙交错，谁也无法有效管理，只能指望种业和农民的良心。而在当前形势下，良心在金钱面前不堪一击。

第三，“实质等同”具有巨大欺骗性。中国在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方面主要借鉴美国做法。美国的“实质等同”是用于别国种植的转基因粮食，作为打击贸易对手的暗器；而中国的“实质等同”是给全体国民吃的转基因主粮。美国生产的转基因大豆、玉米，一是用于生物柴油（给机器“喝”），二是喂牲口，三是出口给穷国，四是留不足10%给自己的穷人吃。中国那些“实质等同”的大米能出口到美国、欧洲、日本吗？如果不能，为何实行双重标准？

1938年，瑞士科学家发明了DDT，因杀虫效果好而获得诺贝尔奖。但当科学家指出其环境危害时，在没有有力科学反证的情况下，DDT仍继续使用了30多年。1972年美国环保局禁止DDT使用，但至今DDT仍在全球许多角落非法使用。释放到环境中的DDT还有慢慢降解的机会，而释放到环境中的基因片段呢？当若干年后科学证明“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实质上不等同”时，谁有办法将它们收回实验室？

转基因食物有害性被全面揭露的时间表，与当年的DDT、四乙基铅汽油禁用时间表一样，面临同样的经历。我们不应为一两个严重违背生物进化规律的转基因寡头埋单，而牺牲自己的生态环境与国民健康。种植传统作物不存在基因污染等环境风险，在这一点上，转基因作物与传统作物不能“实质等同”。建议有关部门认真听取国内外在转基因作物问题上的不同声音，本着为全体中国人健康着想的原则，慎重对待转基因作物生态安全立法这件天大的事情。

（作者系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