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意义下，努力与工作完全是无理性的。工作与努力的目的不是想要改变命运，因为命运早已由上帝决定了。努力与工作不过是一种预算已定之命运的方法而已；同时，这种发狂的努力是为了逃避一种无法忍受的无能为力感。

    就目的之本身而言，对努力和工作的这种新态度，可能表示自中世纪末期以来，最重要的一项心理改变。在每一个社会中，人若想要生活，就必须工作。许多社会，是令奴隶来工作，使自由人可以致力于“较高贵的”职业。在这些社会中，自由人是羞于工作的。在中世纪，工作的负担也是不平等地分配与社会阶层中的各个不同阶级，因而产生剥削利用的现象。但是，中世纪时，人们对工作的态度，与现在人对工作的态度不同。中世纪时，人们工作是出于一项具体的需要，并且有具体的目的：维持生活。许多人工作，因为觉得工作是种享受，是表现生产能力的一种方法；另外有很多人工作，是因为他们觉得有一种外在的压力，所以不得不工作，并且认为这是必要的。在现代社会中，出现的一项新因素是，人被迫工作，并非是受外在的压力，而是受内在的强制力。

    内在的强制力可以更有效地迫使人们去工作。因为，人对外在的强制力，总会多少发生反抗；但是，对内在的强制力，便不会产生反抗的情绪了。毫无疑问地，如果不是人们把其大部分精力全摆到工作上，可能根本不会产生资本主义。使人们想要无情地工作的驱策力，是基本的生产力之一，其对工业制度的重要性，不下于蒸汽与电力。

    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在讨论中产阶级普遍有的焦虑感与无权力感。现在我们应讨论另外一项特征，就是：仇恨与债怨。中产阶级产生强烈仇恨的心理，并不是件令人惊奇的事。任何人如不能表达他情绪与感官上的感觉，和生存受到威胁时，便会正常地产生敌意；如同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中产阶级，尤其是中产阶级中不能享受到资本主义好处的那些人，既不能表达他们的情绪，又受到生存的威胁。加之，少数有钱阶级的奢华与权力，令中产阶级羡艳不已，更增强了中产阶级的仇恨。但是，当仇意与忌妒产生时，中产阶级却无法直接地把这种仇意与忌妒表达出来，较低的阶级却可以表达出他们的仇意与忌妒——想要推翻有权的人。中产阶级在本质上是保守的；他们想要社会稳定；不想推翻社会；他们想要日益富裕。想要跟上发展的潮流。因此，仇意既不能明显地表示出来，也不能感觉出来；仇意被压抑下去了。可是，压抑仇恨，并不意味着除去仇意，而只是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尤有进者，这种郁积下来的仇恨。由于无法直接表达出来，便会累积发展到某一程度。影响人的整个人格，影响人与他人及自己的关系。

    路德与加尔文便是具有此种仇恨的典型代表人物。在他们的关于上帝的概念中——尤其是在加尔文的教义中，非常明显地表示出这种仇恨。加尔文心目中的上帝是专横、独断、且残忍的，他毫无根据、毫无理由地，在凭己意地注定了一部分人类，将永遭诅咒，而他之所以这样做，不过是为了表示上帝是有权的，加尔文心目中的专制上帝，其实就是中产阶级的仇恨与忌妒的具体化。

    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特征上，也可以发现到敌意或憎恨。它表现出来主要形式是义愤；从路德时代到希特 勒时代，较低的中产阶级的一个特征就是义愤。这一阶级的人心中忌妒有钱有权和可以享受生活的人，但是他们把这种憎恨与忌妒化为义愤，认为，这些高级人士必将受到永久痛苦的惩罚。（Sanulf’“Moral Indignation and Middle Class Psychology”）这种对他人的仇恨的紧张心理，在其它方面也表现出来。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政权的一个特色就是，每一个人对其他的人都抱着怀疑态度与仇意，根本没有仁爱的精神存在。加尔文尤不信任财富，又不怜悯贫穷。在加尔文教派的后来发展中，时常可以看到的现象是，教人们不要对陌生人表示友善，对穷人要抱着残酷的态度，同时，后期的加尔文教义，充满着猜疑的气氛。

    在个人对自己的关系中，也表现出这种敌意。我们已在上文中看到，路德与加尔文是多么强烈地强调人的邪恶，并且告诉人们，自我贬抑和自我羞辱是一切德行之本。他们自以为这是一种极端的谦虚。但是，凡是了解自责与自辱的心理机能的人，都知道这种“谦虚”是一种强有力的仇恨产生出来的，这种恨意不能对外界发泄出来，便转向自己了。为了便于充分地了解这种现象必须明白的是，对他人和对自己的态度，非但不是冲突的，在原则上，而且是并行不悖的。其不同之处是。对别人的仇恨通常是可以意识得到的，而且可以明白地表示出来的，而对自己的恨意则通常是不能意识得到的（除非在病态的状态中），而且经常是以间接和理性化的形式，表示出来。一种形式是一个人之积极强调他自己的邪恶和不重要；另外一种形式则是拿良知或责任作幌子。谦虚与自己恨自己没有关系，真正的良知与责任感也不是产生于敌意。真正的良知形成完整人格的一部分，服从良知便是肯定整个的自我。然而，我们发现，从宗教改革时期以至目前，现代人在生活中开口闭口，离不开“责任”，其实，这种责任感带有强烈地仇恨自己的色彩。“良知”是驱策奴隶工具，它驱使人自以为是按照自己的希望与目标而活动，其实，这些希望与目标不过是外在社会要求的“普遍化”而已。“良知”残忍而无情地驱策着人，禁止他享受乐趣和幸福，使人的整个生活作为某种神秘罪恶的补偿。“良知”也是“内心苦行理论”的根据，而在早期的加尔文教义及以后的清教教义中，内心苦行理论是其明显的一个特色。由仇恨而产生的现代的这种谦虚与责任感，所表现出来的则是：谦虚中带有轻视他人的意味，而自以为是代替可爱与怜悯。真正的谦虚，及真正的责任感是不能这样的。但是，自辱与自我否定的“良知”不过是敌意的一面而已；另一方面就是轻视他人，和仇恨他人。

    现在，笔者且把本章的讨论，做一总结。

    中世纪封建社会制度的瓦解，对社会各阶层，都具有一项重要的意义：个人受到冷落和孤立。他自由了。这种自由具有双重的结果。人失去了他以前曾享受到的安全感，失去了所属感，感到孤独与焦虑。但是，同时他也可以自由的作为和独立地思考，他成为自己的主人，可以按自己的能力来过生活——不必听命于他人。

    可是，照各不同社会阶级的份子的真实生活情况来看，这两种自由的分量是不平均的。惟有最成功的社会阶级才得到资本主义的好处，获得了真正的财富与权力。由于他们自己的活动与合理的打算的结果，他们可以扩展，和聚集财富，这种有了钱而成为新贵的人，和出身门阀的贵族，可以享受新自由的成果，可以得到统治与个人主动的新感觉。在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必须统治群众，而且必须彼此作战，因此，他们也不能免除不安全感和焦虑感。可是，整体而论，自由的这种积极性意义，对新的资本主义者是显著的。在新贵族的环境中生长的文化，亦即是文艺复兴的文化，表现出自由的这种积极性意义。在文艺复兴的文化中，表现出人类尊严、意志、与自主的新精神，虽然，也表现出失望和怀疑的态度。中世纪晚期天主教神学教义中，便强调个人活动与意志的力量。那一时期的烦琐派学者并不反抗权威，相反地，他们接受权威的指导；但是，他们强调自由的积极性意义，人也有决定其自己命运的一份。他们并且强调人的力量、尊严、及意志的自由。

    在另外一方面，较低的阶级，城市中的穷人，尤其是农夫，渴求自由，切望不再受到经济与人的压迫，他们对教条的细微区别不感兴趣，而对圣经的基本原则感到兴趣，这个基本的原则是：友爱与正义。他们希望积极参加政治革命及宗教运动方面。

    但是，我们关心的还是中产阶级的反应。日益兴起的资本主义，固然提高了他们的独立性与主动性，但却也对他们构成一项很大的威胁。在十六世纪初期，中产阶级的个人还不能由于获得自由，而得到权力及安全感。自由带来的是孤立与个人的不重要，而没有带来力量和信心。此外，他对有钱阶级的奢侈及权力，充满了憎恨。新教教义便表示出这种不重要性与憎恨的情绪；新教教义摧毁了人对上帝之无条件慈悲的信心；它教人轻视和不信任自己与他人；它使人成为工具，而不是目的。

    于是，新教的教义非但表示出一般中产阶级的感觉，而且，由于把这种态度合理化和系统化了，更加强了这种感觉。不仅如此，新教教义还为个人指出一种克服他的焦虑的办法。新教教义告诉人们，要完全地承认自己的无权力和本性的邪恶，要认为他的整个生命是为赎罪而有的，要羞侮自己，而且还要不停地努力——藉着这种种做法，人才能克服他的怀疑与焦虑；必须完全地屈服，才能得到上帝的宠爱，或者至少可以希望能属于获救的一类人物中。新教教义解答了受恐吓的、孤立的、没有根的个人的人性需要。这种由经济与社会的改变，和受到宗教理论的强化的新个性结构，反过来。又成为塑造社会与经济更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此种个性结构的一些属性——强迫自己去工作，喜爱俭约，把一个人的生活成为达到别人权力之目的的工具。苦行禁欲，以及一种强制的责任感——成为资本社会的生产性力量，没有这些属性，现代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是不可能的。 注释： （1）：在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论及“中世纪社会”及“中世纪精神”时，我们所谈到的是理想的形式。当然，事实上，中世纪并不是突然地终止，而现代社会则接着开始。凡是现代社会特征的一切经济与社会力量，都是在十二、十三、十四世纪的中世纪社会里演变出来的。在中世纪，资本这一角色已开始成长，同样地，城市中社会阶级之间的对立也开始发生。在历史上一向如此，新的社会制度的所有要素在旧秩序中便已经发展了，随后，新的秩序便代替了旧的秩序。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历史的过程是延续不断的，许多现代的要素，在中世纪晚期便已存在了，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世纪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基本不同处，也不能否认“中世纪社会”及“资本主义社会”，这些观念．以科学的客观性及准确性作幌子．忽视或否认这些事实必将使社会研究成为许多琐碎事情的集合体，因而，使我们无法了解社会的结构及其机动性。

    （2）：【原作者注】免罪令的作法与理论似乎是对资本主义的日益重要的一个很好证明。一个人可以用钱来免除应受的惩罚，这个观念非但表示了金钱的重要而且也显示出新资本主义思想的精神。克里门斯六世（他于一三四三年提出免罪令的理论）说，耶稣与诸圣贤所获得的功劳，悉数委托给教皇，因此教皇可以把一部分功劳赏给信仰上帝的人。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教皇宛如一个专利者，拥有很多精神上的资本，利用这种资本来增加自己的财富。 第三章 现代人的两种自由观念

    前几章曾就新教教义的心理现象作了不少分析，显示出新的宗教教条是在中古社会制度的瓦解及资本主义的逐渐抬头之下的一种人类心理上的需求。上项分析的重点在于自由的双重意义，这就是说，这种自由一方面表示已挣脱了中古社会的束缚，走上一个新的境界，另一方面，个人虽然得到了不受牵制的一种新的生活自由，却也同时感到孤独彷徨，内心充满焦急忧虑，必使他一再屈服于新的环境，而终至作出冲动及不理智的事情来。在本章里，我要讨论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对于人心的影响与宗教改革时期是相同的。

    由新教的教义看来，人类在现代工业社会制度下，对于他所担任的角色，早已有了心理上的准备。这一个社会制度的实质及精神，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影响人类的生活，不但可以塑造人的个性，也更强调了我们前几章所谈到的矛盾现象，那就是：发展了个人，但使他更趋孤立无援。增加了自由，却也产生了新的拖累。我们无须说明资本主义对于形成人类个性的影响效果如何。因为我们所研究的焦点只是一般问题中的一点，即自由观念成长的合理程序。我们的目的乃是要显示出，现代社会的形态对于人们的影响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