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岁的汤钊猷院士，从事肝癌研究38年，主要做了两件半事。

第一件是小肝癌研究。从一滴血查验“甲胎蛋白”找到还没有症状的早期肝癌，到对合并有肝硬化的小肝癌患者以“局部切除代替肝叶切除”，再到用“再切除”来延长无症状复发者的生存期——这些诊断路径违反了教科书观点，手术方法改变了公认准则，住院肝癌病人的5年生存率增加了10倍，前所未有。

第二件事是不能切除的肝癌缩小后切除。通常思维是小肝癌会长成大肝癌，汤钊猷却想让大肝癌变成小肝癌。连续获得国家“六五”“七五”和“八五”攻关资助，在获得“1+1+1>3”的综合治疗方法后，又有“肝癌导向治疗”加入，经过20年努力，终于证实“缩小后切除”的远期疗效与小肝癌一样好。

第三件事只做了一半，即肝癌转移复发的研究。癌的生物学特性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主要解决两大难点：降低复发率和预测复发。团队建立了国际上第一个具有相同遗传背景而转移潜能逐级递增的人肝癌细胞模型体系，用于查找和筛选。因尚未获得国家奖，所以算半件。

汤钊猷强调：“我们的工作与病人期望仍有差距，这个奖不应该报；所有工作不是我一人完成，是肝癌研究所三代人集体成果；年轻一代可以干得更好，我愿余生培养我的学生。”

为“病人需要”殚精竭虑。20年前由Springer公司出版、汤钊猷主编的英文版《亚临床肝癌》中，现代肝病学奠基人Hans Popper写道：“亚临床肝癌这一新概念，是人类认识和治疗肝癌的巨大进展。”汤钊猷连续8年任国际抗癌联盟理事，两届国际癌症大会肝癌会议主席，主办5届大型国际肝癌肝炎会议，80次应邀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演讲。

汤钊猷说：“病人的需要”是不断突破的动力。中山医院组建“肝癌小组”之初，医生们几年里眼见几百个病人死去。“我有一次竟在5分钟内用同一辆车从病房里推走了两具尸体！”如今小肝癌切除10年生存率40%、大肝癌切除10年生存率20%，但他仍感没有理由心安理得。

创新越大风险也越大。记者问及科研创新是否意味着失败风险，汤钊猷肯定回答：“越是大的创新，风险也越大。只是迄今为止，我们比较幸运。”在3项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背后，在3项国家奖、6项省部级一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白求恩奖章”背后，在包括Nature Medicine等顶级学术杂志的论文背后，是汤钊猷及其团队的睿智与坚韧。

为什么小肝癌切除后5年生存率徘徊在60%？为什么“根治性切除”“缩小后切除”“再切除”患者都有高复发率？肝癌转移是否与多基因改变有关？当前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主攻“肝癌转移复发的研究”，是汤钊猷思索一年后，痛苦地放弃已进行13年的“导向治疗”，将整个研究所“转向”的。

“我们每年都应该有一点新的东西”，这句话在肝研所传了三代人。尽管不能期望找到一个或若干个基因就能预测所有肝癌的转移复发，但团队仍坚持各自课题。汤钊猷依旧固执地将弟子们的文章再三地“退”、再三地“改”。全新的成果将在与风险的屡屡交手中诞生。

院士名片：汤钊猷致力于肝癌临床基础研究近40年，主要贡献包括：提出“亚临床肝癌”理论，实现肝癌早防早治；提出“缩小后切除”思路，大幅提高疗效；成功建立人肝癌细胞模型体系，进行肝癌复发转移系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