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虎军

　　一项覆盖3000名中国地方官员的调查揭示了令人忧虑的结果：超过六成的官员不知道艾滋病疫苗尚未问世，近三成官员支持将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与健康人群隔离。调查还发现，少数官员存在高危行为，且对艾滋病防治政策认知不足。专家呼吁加强对官员的艾滋病教育，以推动科学决策。

　　调查由中央党校教授靳薇及其团队主导，于今年10月结束，对象为15个省市的部分地厅级和县处级官员。结果显示，尽管官员文化程度普遍较高，但对艾滋病基本知识的了解严重不足。例如，知道艾滋病疫苗尚未问世的官员不足四成，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党校的200位官员中，这一比例仅约两成。

　　“当时我感到非常惊讶，知晓率低到如此程度，确实不可思议，”宁夏回族自治区党校副教授杨立宾说，“那么多领导干部对于艾滋病这个社会问题不去搜集基本信息，不去思考，又怎么去决策呢？”

　　靳薇曾于2001年至2003年间在中央党校进行过类似调查。她指出，与上次相比，官员对艾滋病某些知识的知晓率有所增加，但歧视和恐惧并未显著减少。近三成官员赞成隔离感染者，约五成官员在得知下属感染时会选择保密并允许其继续工作，但也有官员选择开除或公开病情。近四分之一的受访官员认为艾滋病防治与其工作无关。

　　少数官员为易感人群

　　调查还涉及官员的个人性行为选择。在匿名问卷中，近七成官员选择“只与一位性伴侣交往”，约半数选择“尽量避免婚外性行为”，仅三成多选择“每次性行为都使用安全套”。培训后，选择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增加了约17%，但其他行为变化不大。某省党校一位女教授表示：“在一部分领导干部中存在高危易感行为，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我们的调查印证了这一点，且他们对这类行为的危险性缺乏清醒认识。”

　　据《成都商报》报道，四川省委党校在培训中曾组织模拟记者招待会，一位扮演“美国记者”的县委副书记提问：“虽然贵市称目前没有发现艾滋病感染者，但社会上传言贵市市长已经感染上了艾滋病……”自2002年起主持四川省党校艾滋病政策培训的罗振宇教授说：“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少数领导干部在生活上不检点，有嫖娼行为，而任何人发生不安全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

　　影响最有影响力的人

　　“艾滋病防治工作是一个老大难，但‘老大’一出面就不难。在党校这个领导和‘老大’非常集中的地方开展艾滋病防治培训，对推进整个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沈洁说。靳薇的团队已将中央党校的艾滋病培训模式推广到22所省市级党校，其中15所进行了培训前后的问卷调查。培训后，官员的知识和观念明显改善：知道没有艾滋病疫苗的比例增加了四成多；不同意隔离感染者、为下属保密以及认为防治工作与自己有关的比例均增加了一成以上。

　　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表示：“我们在中央党校和省市党校开展艾滋病防治政策的倡导活动，目的在于让各级政府官员提高处理公共卫生危机和其它社会危机的能力，提高管理社会、建设和谐社会的能力。”

　　让人觉得沉重的问题

　　尽管培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决策行为改变方面的进展微乎其微。靳薇说：“政府官员艾滋病相关信息的知晓率提高了，当然值得高兴，但决策行为改变方面的成效仍然微乎其微，这是让我觉得沉重的地方。”她认为，官员在决策时要考虑多种现实问题和利益关系，这是他们内心彷徨的原因。河北省党校王宇飞教授分析说，许多省市在主要领导政绩考核内容中未列入公共卫生、环保等指标，导致艾滋病问题成为工作“盲点”。更有甚者，一些地区仍将艾滋病疫情当作核心机密，某省党校教授去卫生厅了解疫情时被告知此乃“核心机密”。靳薇指出：“中央政府已经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公开疫情，但一些地方政府出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利益等方面的考虑，仍然在对公众隐瞒疫情。”

　　靳薇并不奢望几个小时的培训就能彻底改变官员的态度和行为，但她补充说：“教育不是万能的，不教育是万万不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