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也爱打赌，这并非罕见现象。从现代科学诞生之初，打赌就已成为科研传统的一部分。例如，1600年，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曾与第谷的弟子隆哥蒙塔努斯打赌，声称能在8天内确定火星的运行轨道，结果花了5年才完成，但由此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大定律。1684年，英国建筑师雷恩悬赏，谁能从万有引力定律推导出开普勒三定律，即可获得一本价值40先令的书。哈雷为此拜访牛顿，发现牛顿早已解决该问题，最终促成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出版。

20世纪，这一传统被发扬光大。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预言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费曼以50:1的赔率打赌宇称守恒，次年即认输。1974年，物理学家施瓦兹与丁肇中打赌10美元，赌丁肇中是否发现了新粒子，丁肇中后来认输并支付了赌金。生物学家的赌性也不逊色：2000年冷泉港会议上，400多人打赌人类基因组中的基因数目，最终发现基因数远低于所有人的猜测。2001年，流行病学家奥尔散斯基与动物学家奥斯塔德就人类最长寿命打赌5亿美元，结果需等到2150年才能揭晓。

打赌虽非理性，却为科研生活增添了趣味。这些赌注通常无伤大雅，与国内某些科学妄想家动辄赌上大笔钱财甚至性命的行为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