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3点，阳光很好，用来遮光的窗帘拉下来一半，窗台上堆着几摞英文文献。

施一公的办公室不大，一张办公桌，一条待客的沙发，两个书柜。办公室就坐落在实验室对门，可以随时很方便地“跟学生说话”。

办公室斜对门的一个走廊凹处，有个紧急淋浴喷头，“供实验室人员遇到化学药品紧急事故时使用”。

办公室墙面的白板上，用磁贴压着两张他与奥运火炬手金晶的合影，他解释说：“照片是2008年4月底清华大学运动会结束后拍的。她很了不起，我敬佩她！”

书柜里，最显眼的是一对龙凤胎儿女的照片，还有一排颜色鲜艳的带拼音的故事书——这是给孩子们准备的。

5月下旬，他要去美国搬家，把整个家搬回北京，太太和孩子也回国。因此他无法参加本刊将在北京举办的活动。他妻子也是清华大学生物系的本科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目前在美国强生公司工作。记者问：“那不是太可惜了？”他反问：“那你说怎么办？”

“科学是高尚的，但科学家不一定就高尚”

这是个很认真的科学家，而对另外一些带“最”字的“限制性很强的问题”，他会觉得：“回答起来比较不可能。”

最满意的工作是什么？“那只能是我正在做的这个课题。”

问他：对你影响最大的书、电影是什么？沉吟良久，他字斟句酌地回答：“长期地说，没有。”

但他同样会字斟句酌地说出一句很文艺的话：“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表面现象统治和笼罩的世界里。”这句话不只是抱怨，他是认真的。

他说：“咱们国家太看重外表。比如，只有在中国介绍学术人物的时候，先介绍其领导职务，然后是比如院士、获奖等等，最后才提及是某某教授。”他觉得，这样不好，“这个人会被神化，对青年人的影响尤其不好。”

他甚至说：“两人认识了之后，在平时的学术、生活交流中还称呼头衔，我觉得那是对一个人的讽刺和对科学文化的鄙视。学术人之间，互称‘老师’足矣。”

说到4月底刚刚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前辈师友蒲慕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神经生物学部主任），“从前我总是叫他‘蒲先生’，他坚持我们叫他老蒲就行了。”

传说中的大科学家都是谦虚、治学的圣人，对名利毫不关注。传说：“那些得诺贝尔奖的人，都是半夜被叫醒，然后觉得很意外。”

他批驳，“那不是真的。他们意外的是半夜的电话，而不是获奖。我还真不认识哪个诺奖获得者认为自己不该得。大家打破头地往里挤，一次次坐飞机去斯德哥尔摩游说诺奖委员会。如果得不了，心情郁闷，有时还会写很长的信抗议。”

他说：“科学是高尚的，但科学家不一定就高尚，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两个概念混淆、把科学家神化了。”

他会反问：“对名利的追求同样可以作为科学的动力，为什么一定要探索未知才是科学的动力呢？”

谈到自己“大牛施一公”的名声，他叹了口气，说：“看现在网上炒的、骂的，甚至支持的，其实了解我的并不多。”

他说：“我很希望大家知道我是个很正常的有理想、有追求，但也有私欲、有平常心的人，只是在过去的20年里，学术做得还可以。”

这一年

一个人回到清华的这一年，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早上8点多去实验室；吃饭，在食堂解决；想运动的时候，去操场跑几圈。住处离学校近，走路15分钟，骑车 5分钟。他还特意去旧车铺买了辆旧车代步。

对回清华后的第一年，施一公自己的评价是：“还行。”他给自己打了8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