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20世纪末，医学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医疗保健支出普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左右，美国甚至高达15%，与70年代初相比翻了一番。医疗行业不仅推动职业教育和医院系统建设，还促进高技术设备的应用，并带来医疗保险和药品生产领域的巨大商业利润。患者逐渐成为医疗经济体系中的“账目对象”，尤其在私人利润最大化或公共开支受限的环境下更为明显。

医疗需求与资源冲突

20世纪后期，西方社会对医疗保健的无限制需求推动了卫生经济的变革。心脏手术和器官移植等高端医疗技术带来的期望远超现有资源所能满足。尽管西方人健康水平提升，但对健康的担忧也随之增加，医疗服务“定量配给”成为公众辩论焦点。与贫困地区相比，这些担忧反映了富裕社会的选择困境，而全球仍存在贫困与死亡的底层。

医原性病症与药物副作用

医原性病症，即由医疗行为引发的疾病或残疾，成为20世纪末医学关注的重点。萨立多胺事件是最典型的例子：20世纪50年代，作为安全的催眠药广泛使用，却导致大量婴儿短肢畸形。约有20%服药孕妇生下畸形儿，西德和英国均有大量病例。药物副作用、尤其长期影响，成为医学伦理和安全的重要议题，如口服避孕药和伟哥等。

抗菌素滥用也带来严重风险，细菌基因突变导致抗药性增强，影响疾病防治。医生与遗传学家合作推动基因组学发展，人类基因组计划旨在定位疾病基因源，推动基因筛选和预测遗传病风险，但也引发伦理困境，如基因工程和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争议。

癌症与慢性疾病的挑战

20世纪70年代末，天花被全球消灭，但癌症成为西方社会普遍忧虑的慢性疾病。癌症并非单一疾病，而是超过百种的细胞分裂失控，常见于胃、肺、乳腺、肝等部位。尽管投入大量研究，癌变机制尚未完全阐明，基因突变、饮食、环境等多因素共同作用。吸烟与肺癌、核辐射与癌症、紫外线与皮肤癌等环境因素被证实与癌症相关。经济发达地区约三分之一人口终生患癌，手术、化疗、放疗等治疗方式尚未根本改善存活率。

传染病与全球生态变化

肺结核、霍乱、疟疾等主要传染病依然难以根除。疟疾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仍为重大威胁，抗药性和蚊虫抗杀虫剂能力增强，加之国际旅行促进传播。全球变暖导致蚊虫繁殖区域扩大，气候变化、环境污染、核事故（如切尔诺贝利）等事件加剧健康风险。

人口增长与医学困境

医学进步降低婴幼儿死亡率，推动全球人口快速增长。1750至1900年人口从10亿增至16亿，1950年达26亿，1999年超60亿，预计21世纪中期达90亿。95%的新增人口集中于贫困地区，这些地区也是艾滋病等疾病高发区。医学成功带来人口增长，但也引发资源、环境和健康的多重困境。

自律与未来挑战

现代医学为人类提供更长寿、更健康的生活，但人口增长和环境压力带来新的挑战。若人类无法自律并解决自身制造的问题，饥荒、瘟疫、战争等“古老敌人”仍将威胁人类生存。

摘自《疾病改变历史》[英]弗雷德里克·卡特赖特等著，陈仲丹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