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在特殊历史环境下为社会培养了众多专业人才。如今，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高等教育应逐步实施分类改革，既要有以科学研究为主的研究型大学，也应有以本科教育为主的教学型大学。这是美国杜克大学医学院教授王小凡在接受采访时提出的核心观点。

今年3月底4月初，王小凡回国一周，拜访了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研究院、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机构，与40多位学者、教授、学生和行政管理人员交流。他指出，中央就《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征求意见以来，社会各界对教育发展和改革高度关注。中国驻美国使馆也在向海外华人教授征求意见，表明中央政府决心推进改革。王小凡认为，当前强调大学改革、提倡自主权的方向很好，但自主权的前提是必须有合适的定位和办学理念，两者结合才能办好大学。

王小凡1982年赴美留学，1986年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学位，1992年加入杜克大学药理和分子癌症系。他在美国学术界近30年，认为美国高等教育从哈佛大学开始，经过300多年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值得中国大学借鉴。

本科：自由的公民教育

“教育的目标在于形成性格”——19世纪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赛。王小凡强调，不同类型大学应有独特定位和办学理念。美国大学可分为研究型大学、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和社区大学。文理学院以优质本科教育为己任，是美国高等教育的精髓。Liberal Arts Education源于古希腊，强调教育对人的成长意义，培养有自由精神的公民。文理学院相比研究型大学更注重本科生成长，强调通才教育，反对过早专业化。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近百万中国学子赴欧美留学，多数以攻读博士为目标，因此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理念在中国先入为主。人们对哈佛、斯坦福等耳熟能详，但对文理学院知之甚少。实际上，一个世纪前就有中国留学生就读美国文理学院，如冰心、谢希德、“宋氏三姐妹”等。宋美龄曾回忆，威斯理安学院对她人格成长影响深远，熏陶出“宁静的高尚气息、体谅他人、正直为人、知识上的钻研”等品质。

文理学院规模小、设施精良、师资雄厚。例如蒙特霍里约克学院仅2000名学生，师生比1:10。王小凡说：“研究型大学和文理学院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是教育理念和使命不同。”在招研究生时，研究型大学的学生眼界更宽，而教学型大学的学生基础更扎实。推荐信也体现差异：研究型大学教授的推荐信简短，而文理学院教授的推荐信详细，说明他们更注重培养学生。

王小凡指出，即使在一些好大学，学生也可能被“放羊”。例如一位朋友在州立大学教大课，学生人数达500-1000人，学生很难得到教授直接指导，往往由研究生助教帮助，受教授熏陶的机会少。

研究：在世界层面上竞争

“大学最根本的任务是追求真理，而不是去追求任何派别、时代或局部的利益。”——哈佛大学第19任校长约翰·昆西。美国学术标准的核心是对真理的探索和道德水平的提高，源头出自哈佛大学校训：“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温家宝总理曾指出：“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思考。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要有办学自主权。”

王小凡认为，研究型大学应作代表国家水平、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一流科研。当大学有了分类定位后，国家才能有效调控。研究型大学需要充足资源，以作世界一流研究；教学型大学则应支持一般性教学实验室，让学生体验科研过程，而非以发表文章为目的。他建议，“985工程”、“211工程”支持的研究型大学有30-40所即可，其他大学应将重点放在本科生教育上。

“不要硬拔高”

“在破旧立新之前，要把新东西看清楚。”——斯坦福大学第5任校长史德龄。井冈山大学的论文造假事件令王小凡沉思。他认为，这类学校应主要培养学生成为社会有用之才，而非追求发表论文。教授所受训练和兴趣决定了他们应以培养人才为目标，而非与研究型大学竞争科研。如果能力不够而硬拔高，会浪费国家资源，耽误学生。

目前中国大学教授不能安心教学，是因为行政化导致评估体系简单化，一切由科研处管理，靠发文章点数晋升，而非从专业和学生角度评价。王小凡建议，中国的家长和学生不应过于看重大学品牌，要让孩子找到适当环境，不要硬拔高。在美国生物医学领域，许多中国教授来自非名牌大学，同样做得非常出色。关键在于个人，而非“名牌”。

中国的教育改革需要长期努力，逐步改变。如果大学开始分类，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各司其职，教授精力放在培养学生上，而非研究、发文章、申请经费，那么整个教育将会有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