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克莱因也许是你所遇到过的最出色的推销员,他有一股不屈不挠、近乎疯狂的劲头。克莱因家族三代都生活在加利福尼亚,他们与政界人物交往密切 [其祖父是洛杉矶传奇律师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的朋友]。一旦克莱因下定决心做什么事情,大家就得留神了。史蒂夫 奥尔特曼在和克莱因共进早餐时,竟然被他感动得落了泪。“只要回头看看过去的这五到十年就会明白,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克莱因对史蒂夫说,“我想我们将回首现在并且为我们所了解的医疗行业已经发生的变化而感慨。” 截至 2003 年 7 月,克莱因已经在好莱坞发动了一大批人,其中包括哥伦比亚三星公司(Columbia TriStar)前副董事长露西费希尔(Lucy Fisher)、制片人道格•威克(Doug Wick)以及珍妮特 朱克(Janet Zucker)和杰里•朱克(Jerry Zucker)夫妇,他们都有身患糖尿病的孩子。他们还获得了迈克尔•福克斯(Michael J. Fox)和克里斯托弗•里夫(Christopher Reeve,已于 2004 年 10 月辞世)的支持。他们发起了一场广告宣传攻势。南希 里根也开始公开表示支持干细胞研究,去年 7 月里根的儿子罗恩(Ron)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就这一问题发表了演讲。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州长在去年 10 月签署了 71 号提案,从而加入了所谓的“鲍勃列车“(the Bob Train)运动。不断扩大的捐助者名单中包括比尔•盖茨(Bill Gates,40 万美元)、Gap 公司 CEO 唐•费希尔(Don Fisher,25 万美元)、Google 公司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10 万美元),以及一些风险资本家,如 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 公司合伙人约翰•多尔(John Doerr)和布鲁克 拜尔斯(Brook Byers)。拜尔斯说,这就是硅谷所说的“网络效应”。“一些原本不可能结盟的人最终走到了一起,并且充分利用他们的关系,此时集体的力量远远大于个人的力量。”去年 11 月 2 日,提案以 59% 的支持率最终获得通过。 医生和病人 对于像麦克•杰曼(Mike German)这样遭遇四面楚歌的科学家而言,这简直就是个奇迹,他们已经把自己的事业全盘寄托在了干细胞研究上。只要在杰曼博士位于 UCSF 的实验室里待上几个小时,你就会了解作为一名干细胞研究的科学家将要忍受多么大的幽闭恐怖。实验室里拥挤不堪,你必须从一群博士后学生中挤出一条缝来,而且还得小心别碰倒旁边的显微镜。实验室里空气浑浊,而且几乎终年不见阳光。这是一个障碍重重的世界,而科学方面遇到的困难有时似乎是其中最微不足道的。杰曼的同事苏珊•费希尔(Susan Fisher)是一位从事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发育生物学专家,她至少得到了五个干细胞株。(这是一项非常棘手的工作,你既要保证细胞的活性,又得阻止它们发育,因此人们认为全世界目前大约只有 150 个干细胞株。)但是,按照规定,费希尔不能把私人资助的工作与受联邦政府资助的在 UCSF 的工作混在一起进行,所以她必须花费 40 分钟车程赶到门洛帕克去照看珍贵的胚胎干细胞。两年前的一起断电事故让费希尔损失了两个胚胎干细胞株,她认为这种来回奔波的工作方式是造成损失的原因之一。 杰曼及其研究人员花费了许多时间来培养老鼠细胞,从而创造不同的基因组合,并把基因组合注射到老鼠或老鼠胚胎中,最后通过显微镜来观察,看哪种神奇的组合有可能诱导干细胞成长为可以产生胰岛素的小岛细胞。这个过程有些类似于用排除法来检查密码锁所有可能的密码组合。但杰曼的人力资源和设备资源只够一次检测几个步骤。 当看到中国、新加坡和韩国为干细胞科学投入大量资源时,诸如杰曼这样的科学家备感失望。今年 6 月,韩国人宣布了一条惊人的消息,他们利用医疗克隆的办法已经创造出了 11 个新的干细胞株。现在韩国已经可以追踪细胞的发展,以判断帕金森症等疾病是由什么原因所致。 71 号提案可以帮助杰曼等科学家迎头赶上。他或许能得到更大的工作空间以及更多的帮助。杰曼将从费希尔那里得到更多的干细胞株,甚至是胚胎干细胞株,以供其选择,而费希尔也不必再在两个工作地之间来回奔波。(目前,杰曼只能从两个获得联邦政府批准的胚胎干细胞群中获得胚胎干细胞,随著研究工作的一步步深入,干细胞供应变得越来越重要。)“整个工作的进度会逐渐加快,”杰曼说。而布卢斯通则在楼上待命,“如果麦克•杰曼能给我更多小岛细胞,我就能完成更多的移植工作并且开展更多的测试。”他已经把自己的一个肾脏捐给了患糖尿病的父亲。这一切将加快推进布卢斯通的药物研制工作,这种可以重新规划人体免疫系统的药物不仅有可能治疗糖尿病,还有可能治疗其他自体免疫疾病,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和多发性硬化症。布卢斯通研制的一种药物现在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这种药物在两年多以前就帮助安迪 奥尔特曼预防了糖尿病。这些科学家中很多人都是医生,因此他们感到生物学研究工作变得愈益紧迫。“我的病人渴望知道,`这一切何时才能实现?'”杰曼说,“我为病人考虑了很多。这些是非常有趣的科学问题,能够激发人的智力。但是归根结底,我们所做的就是要治愈某些人的糖尿病。” 而这些人都是他们所熟悉的人,如居住在帕洛阿尔托的麦克 哥顿,这位年届 40 的风险资本家是干细胞倡议的捐助人之一,他在出生后 22 个月就被诊断患上了糖尿病。“我希望能像健康人一样外出与孩子们一起玩耍,和他们一起做运动。”他希望六岁的儿子升入高中时,自己能和他一起背著背包徒步旅行。但是哥顿已经出现了并发症,如疼痛的糖尿病神经病,而且他心里很清楚,随著时间的推移,这种并发症只会逐渐加重。“如果在未来五年内我们凭借 71 号提案的资助仍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会感到很痛心,会非常失望,”哥顿说,“但至少到那时我们会知道,这并不是资金的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难题。” (责任编辑:泉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