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在人类大规模干预之前，欧洲的自然景观是由郁郁葱葱、树冠几乎连成一片的密集森林所主导的。然而，由丹麦奥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研究人员领导的一项最新研究颠覆了这一长期存在的传统假设。研究表明，在长达20多年的地质历史中，欧洲大陆其实是一个由零星树木、开阔林地、草地斑块和色彩斑斓的野花草地共同构成的充满生机的景观。鸟类和蝴蝶在这些阳光充足的生境中繁衍生息，而巨大的食草动物则在阻止树木和灌木过度蔓延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项发表在权威期刊《Biological Conservation》上的研究成果，对当前旨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现代再造林项目提出了严峻质疑。许多国家的植树造林项目（例如丹麦仅对密林种植提供补贴的做法）往往优先考虑种植密集的高大树木，但这与欧洲物种在数百万年演化过程中所适应的生态系统类型背道而驰，甚至可能对生物多样性造成损害。
挑战关于欧洲古代森林的神话
几十年来，自然保护战略一直受到“封闭森林范式（closed-forest paradigm）”的主导。这种观点认为，在人类砍伐森林开辟农田和定居点之前，密集的原始森林是欧洲的天然景观。因此，在实施自然恢复时，人们往往倾向于让树木重新占领开荒地，或在原本没有森林的地方强行植树。
然而，这项新研究表明，这种单一的恢复方法忽视了欧洲生态历史的核心部分。在过去漫长的时间里，该大陆并未被密林完全覆盖，而是表现为草地、灌木丛和不同树木覆盖率的林地交织而成的动态组合。这种多样化的景观曾孕育了大量适应林地与开阔环境的丰富物种。大型植食性动物通过持续的采食、啃食和对植被的干扰，在维持这种生态多样性方面扮演了核心角色。
2300万年古生态学证据揭示的真相
为了重建欧洲古代的生态环境，研究团队分析了跨越数百万年异常庞大的证据库。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较近的历史时期，而本次调查则将时间线大幅拉长，考察了自中新世（约2300万年前）经由前工业化时期的古生态记录。
古生态学是通过保存于化石、沉积物和其他自然记录中的线索来研究古代生态系统的一门学科。由于单一类型的证据无法完整还原遥远的过去，研究团队综合运用了多种独立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化石花粉及大型植物残体、古代野火残留的木炭、植食性动物牙齿与骨骼中保存的化学特征，以及从沉积物中提取的古代环境DNA（eDNA）。
环境DNA是指生物在其生存环境中留下的遗传物质。将其从古代沉积物中提取并保存，能够帮助科学家精准识别数千甚至数百万年前生活在特定区域的动植物种群。通过跨越时空整合这些多源数据集，研究人员以极高的置信度追踪了植被的长期演变轨迹以及大型食草动物的角色。
大象、犀牛与野牛塑造的欧洲荒野
该研究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之一，是古代野生食草动物对环境的深刻影响。史前欧洲曾是森林大象、犀牛、原牛和欧洲野牛等大型哺乳动物的家园。通过不断地摄食植被并踩踏地面，这些庞然大物在景观中创造出了许多“空白地带”，从而为那些在密集树冠下难以生存的草类、野花和其他阳生植物提供了生长空间。
然而，现代欧洲已经失去了大部分此类生态影响力。许多曾经塑造景观的大型野生动物已经消失，传统的粗放型放牧实践也在大范围退化。这种放牧压力的丧失彻底改变了植被在欧洲大陆上的发育模式，这正是现代欧洲生态系统与远古时期存在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
从野花与农田物种看远古生态
该研究还为那些通常与农田及人类管理环境相关的物种提供了全新的演化视角。例如，百灵鸟和寒鸦等鸟类，以及欧洲仓鼠等哺乳动物，长期以来被视为农业景观的典型代表。但研究人员指出，它们的演化历史很可能可以追溯到现代农业出现之前便已存在的开阔林地环境。
甚至连常见的野生虞美人（野罂粟）这种如今频繁出现在农田里的植物，也曾在古代林地中大型食草动物扰动植被的空隙中繁茂生长。这些发现挑战了当前自然保护规划中对“森林”与“开放生境”非黑即白的僵硬划分。在欧洲的生态过去中，树木、草地、灌木和食草动物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交织，共同维持着庞大的野生动植物网络。
为什么盲目植树并非总是保护自然的良药
在欧洲各国持续扩大大面积纯林以捕获二氧化碳、应对气候变化和恢复生物多样性的背景下，这项研究敲响了警钟。虽然森林能带来重要的环境效益，但盲目大面积种植单一密林，可能并不符合恢复欧洲本土原生生态系统的初衷。
许多欧洲本土物种是在树木与开阔地带并存的复合景观中演化而来的。将这些生境强行转化为连续封闭冠层的森林，反而会削弱野生动物可利用的生境多样性。研究总结指出，未来的自然恢复工作应将重心转向创造和维持“林地-开阔生境”的镶嵌体结构，其中最关键的一环便是恢复大型野生食草动物的自然生存繁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