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现代医学发展面临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指出，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人类在征服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等重大非传染性疾病方面虽取得一定进展，但始终未能实现根本性突破。这促使我们反思现代医学模式：人类究竟需要怎样的医学模式？

陈凯先提到两年前在法国举行的一次医学高层会议。会上，法国著名医学专家指出，对于病原体明确的疾病，研究已取得较好进展；但对于病原体不明确的疾病，如肿瘤、神经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等，进展则不尽如人意。非传染性慢性疾病的发生，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的作用远大于短期致命性的生物学因素。以死亡率居前三的心脏病、癌症、脑血管病为例，包括遗传在内的生物学因素分别占25%、29%、21%；而生活方式和行为则占54%、25%、50%；环境因素分别占9%、24%、22%。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调查进一步表明，对于人的健康和寿命，生活方式和行为起主导作用（占60%），环境因素次之（占17%），遗传因素占15%，医疗服务条件仅占8%。陈凯先认为，有效控制非传染性慢性疾病要求医学模式发生根本变革，即从生物医学转向生理—心理—社会—环境四者相结合的新医学模式。因此，我们的努力方向应从直接治疗疾病转向生理、心理、社会和环境四者相结合的新模式。

同时，医疗费用恶性膨胀引发的全球医疗危机，迫使人们对医学的目的和核心价值进行深刻反思。1992年，WHO组织了GOM国际研究小组，其1996年11月的总报告明确指出：“目前医学的发展是在全世界制造供不起的不公正的医学”，“现在许多国家已经走到了可供性的边缘”。陈凯先指出，要解决这场全球性医疗危机，必须对医学的目的作根本性调整，将医学发展的战略优先从“以治愈疾病为目的的高技术追求”转向“预防疾病和损伤，维持和促进健康”。只有以“预防疾病，促进健康”为首要目的的医学，“才是供得起，因而可持续的医学”，“才有可能是‘公平的’和‘公正的’医学”。

中国传统医学的核心理念“上工治未病”与21世纪医学目的调整方向完全一致。中国传统医学建立在身心统一的生命整体观和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统一的天人合一论基础之上，“治未病”作为其最高理念，集中体现了医学目的调整和医学模式转变的核心价值。

疾病防治的总体思路必然从对抗转向协同，即从对抗医学转向整体医学。医学不仅是关于疾病的科学，更应是关于健康的科学。陈凯先认为，中国传统医学不仅为“关于健康的科学”提供了核心理念——“治未病”和理论基础，还为其发展提供了总体思路和成功经验。